毛泽东发怒催生“赤脚医生” “六二六”指示49周年

“赤脚医生”催生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随着“赤脚医生”规模的形成，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也逐步建立起来了。

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湖北省一个名叫覃祥官的“赤脚医生”发明的。当时，他是乐园公社卫生所的一名医生。他通过深入各生产队调查摸底，借鉴党领导农民组织起来办信用社摆脱高利贷的剥削、办供销合作社摆脱奸商剥削的经验，思考出了一种组织农民办合作医疗、依靠集体力量来和疾病作斗争的思路，拿出了《关于乐园公社杜家村大队试行农民合作看病的草案》。这个草案得到大队和公社的肯定和支持。为了将覃祥官的草案变为现实，乐园公社大力支持杜家村大队办卫生室。1966年8月10日，这个地处鄂西长阳土家山寨的卫生室挂牌了。

这个合作医疗的具体办法是：农民每人每年交一元钱的合作医疗费，村里再从集体公益金中每人平均提取5角钱作为合作医疗基金。除个别痼疾缠身要常年吃药的以外，群众每次看病只交五分钱的挂号费，吃药就不要钱了。同时，在覃祥官的带动下，卫生室全体人员着手收集行之有效的土方给农民治病。他们的这种做法后来被概括为“三土”，即土医、土药、土药房。他们还自己动手种植、采集、制作中草药，用来给当地农民治病。这种做法后来被概括为“四自”，即自种、自采、自制、自用。同时，他们主动到农民中调查患病人员情况，努力做到有病早治、无病早防，“出钱不多，治疗便利；小病不出队，大病不出社”。湖北省委对覃祥官的事迹和杜家村大队的合作医疗制度进行了宣传和推广。

就在毛泽东作出“‘赤脚医生’就是好”的批示不久，湖北省委于1968年适时将一份反映乐园公社合作医疗情况的调查报告送到了中央办公厅。

中央对这个经验十分重视，派员对这个经验进行核实后，将反映这个经验的材料拿到北京郊区农村，组织农民开了两次座谈会进行讨论。1968年11月30日，中央有关部门专门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毛泽东看了报告后非常高兴，连声称赞合作医疗制度好，并且当即在报告上写下了四个字：“此件照办。”

毛泽东的批示，是对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肯定。从此，大队一级设立“赤脚医生”，同时建立合作医疗制度，成为当时中国的新生事物，并作为中国亿万农民的最大福利制度，在中国确立起来了。

1969年10月1日，中央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新中国成立20周年庆典。当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沿着长安街前进的游行队伍时，惊喜地发现了“赤脚医生”方队。这个方队由近千名肩背药箱、背负斗笠、挽着裤腿、打着赤脚的年轻农村姑娘组成。她们高呼着“为人民服务”的口号，整齐地从城楼下的长安街走过。队列的前边是一个特制的轮车，上面载着“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15个大字。这个方队代表的是当时分布在全国的“赤脚医生”。当这个方队走到天安门城楼下边时，毛泽东微笑着，身体向前微微倾斜着，频频向这个方队挥手致意。毛泽东的高兴是有理由的。当时，“赤脚医生”与合作医疗制度已经在中国农村大地普遍铺开。全国绝大部分生产大队实行了合作医疗，“赤脚医生”数量已经超过100万，毛泽东改变农村缺医少药状况的理想已经初步变成了现实。

“赤脚医生”是“为人民服务”号召的实践者

当年的“赤脚医生”们，也没有辜负毛泽东的期望。他们生活、工作在农村，为广大农民治病，真正是“为人民服务”号召的实践者。

那个年代，“赤脚医生”们的身份还是农民，就生活在农村，靠挣工分（补贴也是以工分形式出现）生活，因此农民们养得起。他们就是本村人，与当地农民血肉相连；即使是知青担任“赤脚医生”，也是村里的人，因而农民用得动。他们手中没有很好的医疗设备，都只背着一个装有简单医疗器具和药品的医药箱，农民们生了病，随叫随到，不分时间地点天气。没有病人时，他们就下地干活。“放下药箱下地，背起药箱出诊”，是“赤脚医生”的生动写照。

但“赤脚医生”手中也有“两件宝”，一是银针，一是草药。“治疗靠银针，药物山里寻”，是当时农民形容“赤脚医生”工作情况的一个顺口溜。“赤脚医生”这两件宝，治疗一般疾病是有效的，又花不了多少钱，因此深受广大农民欢迎。“赤脚医生”也因此成了广大农民健康的守护神。

作为农民健康的守护神，“赤脚医生”除了要有一定的医疗知识，更重要的是，必须有一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农民中只要有人生了病，“赤脚医生”就会第一时间赶到病人跟前。在草原，在山区，经常可以看到“赤脚医生”顶风冒雪、爬山过河的身影。当年的中国农村还普遍贫穷，合作医疗能够提供给“赤脚医生”使用的药品很匮乏，他们手中有的只是一般的止疼、消炎针剂、红汞、碘酒和阿司匹林等。为了增加为农民治病的药品，减少农民的医药负担，他们经常上山采集中草药。此外，“赤脚医生”还肩负着当地农民的卫生防疫保健工作任务，国家组织的各项涉及全民的防疫、保健工作落实到占人口90%的农民身上的，都是“赤脚医生”做的。

直到今天，“千家万户留脚印，药箱伴着泥土香”，仍然是那个时代的农民对“赤脚医生”最温馨的回忆。

“赤脚医生”与合作医疗都曾产生世界影响

20世纪70年代初期，中国开始改善与西方关系，“赤脚医生”的事迹也随之传到国外并产生了很大影响。1969年，以黄钰祥为主编写的《“赤脚医生”培训教材（供南方地区使用）》出版。1970年，由上海中医学院、浙江中医学院等集体编著的《“赤脚医生”手册》由“上海市出版革命组”出版。这两本书以医治农民常见病为中心，清晰明了，简单易行，实用性强，不仅成为“赤脚医生”学习的必备教材，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特别是其中的《“赤脚医生”手册》，不仅全国的“赤脚医生”人手一册，正规医院里的医生也人手一册，供他们为病人治病时参考。许多普通百姓也买来阅读以增加一些医学知识，对照它来了解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情况；生病的人也通过它来了解一些治疗方法。甚至有人说，《“赤脚医生”手册》是当年发行量仅仅次于《毛主席语录》的书，这话是有一定道理的。《“赤脚医生”手册》出版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它译成50多种文字，在全世界发行。在今天许多国家的书店里，仍然可以看到英文版的《“赤脚医生”手册》。

197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几位学者在中国拍摄了一部专门向国外介绍“赤脚医生”的长达52分钟的纪录片《中国农村的“赤脚医生”》。这部纪录片真实地记录了当时中国“赤脚医生”就地取材、土法上马，炮制针对农村常见病的药物和使用小小银针治大病的情形。该片在许多国家放映后，引起了强烈反响。正是这部片子，把中国的“赤脚医生”推向了世界，推动了全球的“中国‘赤脚医生’热”。

1974年，世界卫生会议在日内瓦召开，王桂珍作为中国“赤脚医生”的代表参加了会议，并在大会上作了15分钟的发言。她在参加会议的过程中，亲身感受到了人们对中国“赤脚医生”的关注和喜爱。

1976年9月初，“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委员会第27届会议”和“世界卫生组织太平洋区基层卫生保健工作会议”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召开，参加会议的有3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中国“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的代表人物黄钰祥和覃祥官出席了会议。会上，覃祥官作了题为《中国农村基层卫生工作》的报告，之后回答了参会各国卫生部部长和各大媒体记者的提问。覃祥官的报告与解答，令全体出席会议者们赞叹，他们称赞中国创造了人间奇迹。

从此，“赤脚医生”与“合作医疗”成为世界上带有天使意味的名词。直至今天，不管持有什么样的政治观点，也不论是什么肤色的外国人，只要一听到“赤脚医生”与“合作医疗”，就会树起大拇指。

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中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开，农业经营单位缩小到了家庭的规模。工分计酬方式不存在了，“赤脚医生”与“合作医疗”也难以生存。1985年初，卫生部作出停止使用“赤脚医生”这一称呼的决定，原来的“赤脚医生”要进行考核，合格的将被认定为乡村医生，取得从医资格后可以继续行医。1985年1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不再使用“赤脚医生”名称，巩固发展乡村医生队伍》一文。“赤脚医生”不存在了，与它共存共生的“合作医疗”也解体了。至此“赤脚医生”与“合作医疗”成了历史名词。但不可否认的是，毛泽东1965年的那次发怒，改变了中国农村长期缺医少药的状况，至今仍然是亿万农民对于那个年代的温暖记忆。

（原文标题：毛泽东一次发怒被称为"六二六"指示 催生"赤脚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