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字一号”二十年 | 回顾篇：一时多少人才

编者按：昨天《‘军字一号’反思篇》的发布，引发了HIT圈的集体怀旧，对于那个充满激情的年代，他们有特殊的情结。“军字一号”总指挥、原总后卫生部副部长傅征也在微信转发分享，并就当时的一些情况进行了说明，时间并没有冲淡他对“军字一号”的记忆。本文是“军字一号”专题的第二篇文章，主要介绍“军字一号”立项、推广和实施的历程，算是之前一篇的前传。

立项：搭上“金卫工程”顺风车

上世纪90年代初，信息科技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重视。1992年，美国发布“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引发国际信息化基础建设的大浪潮。次年底，我国的重大电子信息工程“三金工程”（金桥、金关、金卡）正式启动。随后，国内各个行业都开始推出各自的“金字工程”，“金卫工程”即是卫生部推出的医疗卫生信息化产业工程。

1995年，军队正在开发医院信息系统，为了扩大系统的影响力，便于推广，他们希望把系统纳入“金卫工程”，于是向国家“金字工程办公室”申报，并很快获批。1996年任总后卫生部副部长的傅征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受访者们在评价傅征时用到了“远见卓识”、“功不可没”、“决定性作用”等词。

原总后卫生部副部长傅征在“军字一号”的发展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军字工程”分三部分，“军字一号”是医院信息管理系统，相当于现在的HIS；“军字二号”是远程医疗系统；“军字三号”是总后卫生部军、区两级数据库和管理信息系统建设。

1995年9月，“军字一号”工程正式立项。

研发：一时多少豪杰

回顾“军字一号”早期的历史，国家卫计委卫生计划监督中心信息二处处长王晖说：“以傅征部长为代表的时代是军队信息化发展的高峰，是一个团体的高峰，那一代人是我们的榜样。”健康界专栏作者、嘉和美康市场总经理朱杰感叹：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军字一号”集结了当时军内最优秀的医疗信息化开发人员，以解放军总医院（高级版）和南京军区第98医院（普及版）为基地进行开发。

傅征是“军字一号”的总指挥，任连仲、刘海一、薛万国是主要研发负责人，宁义、蒲卫是整体推动者，韩雄、王桂雁、陈金雄、王景明、龙其生……都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个名单可以列很长。他们中有的已退居二线，有的早已是国内医疗信息化行业的旗帜性人物。

现任总后卫生部信息中心负责人的蒲卫，当时参与了技术开发，并组织系统技术培训与维护，且负责系统后续的技术升级方面的大量工作。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的医院信息系统主要是单机型、模块化，功能较单一。沈阳军区总医院信息科主任李亚东等在上世纪90年代初开发出了“医院医疗信息管理系统”（单机版），实现了计算机护理医嘱管理、日常办公管理、药房管理和收费管理，并于1993年在全军推广，“在军队卫生系统首创了统一规范医疗信息、统一推广计算机软件、统一超级汇总的新局面”（陈金雄《迈向智能医疗》）。

单机版应用越来越无法满足管理和业务的需要，更高的需求是信息共享和交互。南京军区第98医院信息科在时任科主任韩雄的带领下，在DOS操作环境下研发出网络版中小医院信息管理系统。该系统把医院机关和临床、医技科室连成一体，可对医院的患者、药品、医疗设备、人事、医疗收费、医疗成本、医疗质量进行实时动态管理。这也是后来“军字一号”普及版的前身。

301医院计算机室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设计开发大型医院信息系统，积累了一批医疗信息化研发人才，具有雄厚的研发能力，是“军字一号”高级版的主要设计者。

当时设计者认为，小型医院的运行模式可能和大型医院有所不同，担心系统太复杂不适合前者使用，因此提出开发“军字一号”初级版，由韩雄任总工程师。

2000年前后，高级版和普及版统一为高级版。

“军字一号”覆盖了医院主要管理职能和患者在医院就诊的各主要环节，不再只是单纯的一个软件，而是医院的管理思想、医院各部门的业务经验以及当时最新计算机技术的充分融合。

该系统主要以患者信息为中心，按照卫生经济、医疗物资、临床三条线展开。卫生经济包括门诊收费、住院收费以及成本核算，医疗物资包括药品、医疗仪器、医疗器械、消耗物品等。“军字一号”和医院其他系统进行集成，在医院成本核算、设备引进决策等很多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计算机中心主任陈金雄：我院是应用“军字一号”最好的医院之一。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计算机中心主任陈金雄认为，“军字一号”有以下几点功能创新：

一、建立了病人主索引的概念，并建立了检查、检验和手术等系统主索引；二、建立了基于临床诊疗的医嘱概念，系统通过医嘱字典与收费项目分离并建立对应关系，很好地解决了医嘱的临床诊疗与经济管理的双重属性关系；三、功能较齐全，基本涵盖了围绕病人诊疗、医疗收费、物资供应及医院管理的各个方面；四、建立了数据中心的雏形，以病人主索引和门诊及住院主记录为纽带，把病案首页、医嘱记录、病程记录、手术记录、检验结果、检查报告等整合在了一起；五、数据结构设计合理，通过患者和费用两条信息线贯穿整个医院信息系统，以此为框架来构造和集成整个系统，信息系统运行高效。六、系统可适应性较强，能够灵活配置和扩展，通过设置自定义字典灵活配置信息采集点，适应不同规模医院的需求及医院不同时期信息系统逐步发展的需求。

推广：军队组织优势的威力

1996年6月研发，1997年开始在部分试点医院上线。

在回顾“军字一号”初期推广时，时任总后卫生部信息中心主任宁义有些感概：“我当时就像个推销员一样，到各大军区、各医院去讲座、开会，给大家讲道理、讲系统，‘忽悠’各医院领导下决心上‘军字一号’工程。”

虽然辛苦，但取得的成效是让人满意的。宁义清晰地记得，当时一家医院想上“军字一号”，但是院长有很多顾虑，医院也有很多问题，一时纠结不定。宁义请院长把医院领导班子集中起来，“给我40分钟”。经过40分钟的耐心讲解、答疑解惑，医院领导班子现场集体表态：上线“军字一号”！并立刻研究调整经费预算。

在全面推广“军字一号”之前，总后卫生部组织了培训，培训分三级：全军组织各大单位骨干和试点、扩试单位分期培训，各大单位组织分期普训，各医院组织内部操作全员培训。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信息科副主任黄昊对当年的培训记忆犹新，从那时的PB、ORACLE培训班里学到的东西，让他很好地做到了IT运维的独立自主。

在技术实施方面，各医院在全军和各大单位骨干的帮助下以自我实施为主，上级支持为辅；组织技术指导组巡回指导，指导各医院的实施上线；组织先进帮带后进，上完系统的医院帮后上的医院进行实施；建立区域维护技术中心，划片负责进行区域内维护和技术帮带。在项目结束后，组织人员对项目进行检查验收。

据了解，当时不管是技术指导组还是帮扶单位都没有额外的费用补贴，而只有总后卫生部和各大单位提供的人工差旅费。除了先行试点单位和边远地区条件艰苦的医院，总后卫生部有适当补助外，大多数医院并没有费用支持。该项目的成功实施，与军队的“特殊组织优势”密不可分。

原总后卫生部信息中心主任宁义：强有力的组织和执行力是“军字一号”成功推广的重要因素。

“那是特殊年代的特殊做法，现在地方上不能照搬，”宁义说，“但可以借鉴的是，由某一级机关统一规划、统一组织实施，调动所有积极性和人力组织资源，形成大联合、大协作、大集团会战，其中注意平衡好各医院和厂商的利益。关键是要有强有力的组织和执行力。”

当时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小故事。“军字一号”是总后卫生部免费下发给各军队医院使用的，医院只需承担合作企业的安装实施费用，但还是有些院长有意见，想自己买别的HIS系统。当时傅征说了一句话：这个系统不要软件费，你还有意见，还要花钱买别人的系统，你们有没有什么别的问题啊？此言一出，谤声遂止。

在全军医院规模化建设“军字一号”工程过程中，武警部队总部决定在所有医院全面建设“军字一号”，在总后卫生部大力支持并派出专家进行具体指导下，武警部队各医院逐步实现了系统的全面推广应用。

2004年，全军所有医院中只有驻西藏4所医院因技术力量薄弱、经费支撑能力差等原因而未上“军字一号”工程。为此，总后卫生部下决心，抽调精兵强将、专项经费支持、指定医院帮带，在几个月时间内使这4所医院正式运行HIS系统。当年内完成了全军所有医院全面应用“军字一号”的建设目标。

应用：全面开花结果

最早的一线医院使用者同样为“军字一号”的推广做出了贡献，他们用决心和才智让“军字一号”的功能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也让医院成为行业的标杆和范本。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下称“福州总医院”）和251医院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1998年，福州总医院启动上线“军字一号”的时候，计算机中心只有陈金雄一个人。医院之所以能上线“军字一号”，与时任院长刘雄飞的重视和决心密不可分。刘雄飞曾是98医院的院长，该院是“军字一号”普及版的诞生地。

困难超乎想象。当时福州总医院的门诊量只有数百，但系统上线之后，来就诊的患者队伍竟然排到了医院大门口。“估计大部分领导都顶不住，搞不下去。”陈金雄说。

压力最大的是挂号处和收费处。之前挂号处只需要给患者一张小纸条，系统上线后，取消挂号条，患者的基本信息要在挂号处录入系统，多出了很大的工作量。系统的不完善、操作人员的不熟练，更是让局面雪上加霜。收费处的情况也差不多，以前只要凭估价条开发票即可，系统上线后要录入所有的收费信息，这同样让工作人员焦头烂额。更糟糕的是，因为当时没有门诊医生工作站，处方均为医生手写，而收费处的工作人员根本看不懂，无奈只好安排2个药师辅助收费处人员识别处方。

另一个问题是诊疗字典定义非常困难。当时计算机中心工程师们和医疗科科长一起加班，常常工作到凌晨两三点，终于把诊疗字典的事情解决了。

把字典定义好之后，计算新中心组织培训，用医院的20台电脑模拟了一个挂号、收费、发药、护士站的环境，一边培训，一边调试软件。

当时是单休日，福州总医院每周六上午所有医院相关领导和职能部门领导都会在计算机中心开会，“雷打不动”，解决系统上线过程的各种问题。其重视程度可见一斑。由于当时的系统不成熟，福州总医院做了很多完善和补充。门诊医生工作站、后台摆药系统、全院级PACS、条形码检验系统、化验单自助打印系统等陆续上线。

1999年5月1日，傅征到福州总医院考察，他很兴奋，给出的评价是：“军字一号”工程在福州总医院全面开花结果！陈金雄认为，作为一家普通的军队医院，能够把系统用得如此之好，说明该系统有可复制性，这是福州总医院作为试点医院的价值所在。

应用“军字一号”取得成效更早的是251医院，1999年2月，首次全军医院信息化建设现场会即在该院召开。

当时在该院信息科负责软件系统的苏小刚认为，251医院信息化建设取得的成绩对当年“军字一号”的迅速普及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苏小刚后任251医院信息科主任，现任空军总医院计算机中心主任。

原251医院院长王景明：医院信息化的本质在通、用二字，通是基础，用是目的，二者彼此推动、相互促进。

曾任251医院院长的王景明认为，撤掉双轨系统，实现单轨运行，是251医院对“军字一号”的第一个贡献。当时“军字一号”的高级版开始上线，但是大多数医院是两套系统同时运行，使用更多的是熟悉的老系统，这造成了很多数据的不准确。251医院果断实行单轨制，并很快把新系统与其他相关软件进行了连接。

信息化毕竟只是手段和方法，管理和临床的思维和理念才是根本。

苏小刚介绍，为了对物资进行精细化管理，医院成立财综中心，把财务、经管、审计、库管等部门进行了整合。信息科就按照医院设计的管理模式，借助“军字一号”，进行应用扩展，满足医院管理改革的需要。

除了对“物”的管理，在对“人”的管理上信息化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2000年，251医院主动申请竞争上岗试点。论资排辈积弊已久，很难改变，公平合理的选拔和淘汰机制的建立就显得尤为重要。此时，“军字一号”已经在医院运行两年，积累了大量的数据，在此基础上，医院又进行了很多开发和应用。“让数据说话”使当年的竞争上岗有条不紊，苏小刚也是在那年当上了信息科副主任。

对于医院信息化建设，王景明的心得是“通、用”：通是基础，用是目的。信息先通，才能用。用反过来推动通，通、用相互促进。“如果真能做到这样，信息化建设肯定差不了。”

他总结251医院信息化建设的经验有：把“一把手工程”变为“领导者工程”，不仅主要领导重视，所有临床、管理部门的负责人都要重视，全员共同应用，应用到日常管理和业务，做到“考评有数据、决策有依据，数字化决策、可视化指挥”。

因为在信息化建设方面的突出表现，251医院被确立为首个“国家医院运行机制研究基地”、全军“医院信息化研究与技术支持基地”、全国“数字化医院试点示范单位”。

“军字一号”经过2所医院初始、15所医院扩试应用，在系统不断扩充完善的基础上，于1999年11月在沈阳召开全军推广现场会，系统正式下发全军推广使用。不久扩展到地方医院，进而在全国遍地开花。

1997年香港回归期间，总后卫生部组织驻港部队医院同步建设“军字一号”工程，7月1日正式上线普及版网络信息系统，并集成了医学影像系统，是“军字一号”首次在境外应用。在高级版研发完成后，驻港部队医院HIS系统又向高级版进行了应用升级。

2003年，我国非典疫情爆发，军队奉命组建北京小汤山非典医院。总后卫生部组织军队人员在天健科技公司的配合下，快速进行医院信息系统的建设设计，采取超常规的方式进行施工，运用远程与现场相结合的技术维护方式，强化应用管理的规章制度，在72小时内完成了HIS系统建设。

72小时，是部署小汤山非典医院HIS系统的全部用时，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由于从全军抽调的各医院人员均已在自己的医院接受过培训并使用过信息系统，因此在小汤山医院现场均能免培训上岗应用。HIS系统生成并保存了680多份非典患者电子病历，提高了诊疗效率和质量，在实现“医务人员零感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军字一号”在小汤山医院的应用，完成了许多人认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成为我国应急突发事件中卫生信息化的典型应用案例。

在很多历史事件中，“军字一号”都承担了重要使命，其影响力持续发酵，并最终成为一个划时代的医疗信息化产品。

（宁义主任和陈金雄主任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