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ICU到新生∣中风患者“德式”康复的背后

“一年前，我来到了中国。那时，我的儿子和一个上海姑娘结婚了，他是一个哈佛的心血管博士。而我更想在这里继续行医，把德国的神经康复模式带到中国人的生活里，在这里，我加入了勃林格殷格翰旗下康复品牌——霁达康复。”

一头银发、一副眼镜、一身西装的霁达康复医疗总监、SIMC康复医学科医疗负责人舒乐博这样介绍自己。

12月11日，上海，冬日的寒冷裹挟着些许小雨。

伴随着舒乐博的讲述，2018中德神经康复论坛拉开了帷幕。

舒乐博正在讲述

德国ICU中风患者的康复之路

“1995年，德国建立了神经康复A阶段、B阶段、C阶段、D阶段的模式，这为个性化的神经康复模式提供了标准。”舒乐博说。

这四个阶段按照患者的疾病严重程度、大脑受损部位等情况，进行分级诊疗，最终使患者实现身体不同功能的恢复，如语言、认知等功能。

四个阶段

舒乐博在2018中德神经康复论坛上，分享了一个1996年在德国用视频记录下来的病例——一个经历了从ICU到C阶段、D阶段的中风患者。

患者情况：50岁男性，德国人，重度吸烟者，高血压。

视频拍摄于患者A阶段急性期50天左右，当患者视频出现在屏幕上时，他站在一旁解说。

“我们看到，他的头还可以进行缓慢的转动，手指的移动度非常有限，躺在病床上，他的肌肉呈现高度萎缩的状态。由于病情比较严重，他呼吸的时候，需要气管装置辅助，护理人员还给他加了滤器。”

后来，治疗师为这位患者做了脑刺激，他们通过脑刺激传到周围神经系统的信息发现，患者的脑部和身体之间有些路径仍保持着畅通，“所以，我们确定他还有一定的康复希望”。

得到这一讯息，舒乐博给患者配备了2到3个康复师。期间，康复师一直耐心地帮助患者离床，尽管患者对康复师非常依赖。

舒乐博说“对重症病人来说，长期卧床只能增加他们的死亡风险，所以，就算患者是在ICU，也要尽量做到让他离床。”

不仅如此，治疗师还经常为患者做手指活动测试，他们会主动去抬高或者放低患者的手指，不断调整手指位置，以更好的了解患者的手指康复情况。

患者来到康复中心的第61天，他手指有了明显的康复变化。治疗师发现，当他的右手被抬起时，仍是毫无知觉的下垂模样，但其左手手指活动相对灵活，说明患者左手已处于康复中。

接受康复训练的第97天，“我们发现他的核心肌群没有作用，于是决定对其肌肉进行重建。”

他们对患者的治疗目标做了调整，主要是采取高强度疗法，每天花费数个小时，对患者进行重复性、适应性的治疗，就像在反复的教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吃饭、说话。

第151天，视频记录了这位患者正在用自己的双手操作轮椅。

此时，舒乐博欣喜说道，“如果在病人来康复中心的第1天就问我预后如何，我当时肯定觉得不会太理想”。

接下来的日子，患者在康复师的帮助下，第一次自由的站立在了水中，他感受到水的阻力，但在游泳池里的那一刻，他再次体验到了独立行走的感觉，露出了幸福的微笑。“能够在水中行走，患者自己也非常满意。”

第186天，患者开始进行下肢康复训练。根据新的训练，康复师需要帮助患者依靠自己的腿来活动，甚至行走。

第192天，患者几乎不需要康复师的帮助，能独立进行康复运动，康复师只是在一旁观察。

第218天，患者顺利进入D阶段，已经可以自主行走。

对患者而言，他们在康复训练中要不断调整身体的关节，他们的每一次进步都很费力，康复师在整个过程中，都会鼓励患者，给他们坚持下去的信心。

舒乐博还表示，德国每年新增中风患者达26万。对患者而言，神经康复模式里的多学科协作，短期内虽会增加治疗费用，但实际能促使患者更好更快的回归家庭和社会，降低国家的养老和保险金支出，降低个人和社会的疾病经济负担。

中国脑中风的一些研究

数据显示，我国现有中风患者7000万人，每年新发200万人，每年死亡165万人，相当于每12秒就有一个中国人发生中风，每21秒就有一个中国人死于中风。

论坛上，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副院长靳令经表示，在面对如此庞大的中风群体，如果能做到中风后痉挛的早期预测，对改善患者的预后将具有重要意义。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副院长靳令经

“我们在卒中（中风）患者的康复训练中，经常会受到两个问题的影响，一个是瘫痪，一个是痉挛。我经常跟肉毒素打交道，接触更多的是中风患者的痉挛问题。”

他在中风患者的痉挛研究中发现，“一般情况，患者在3-6个月内的痉挛发生率约为30%，而且，肢体痉挛是中风致残的主要因素之一。”

据悉，我国每年发生脑卒中病人达200万人，在现存的卒中病人中，有450万的病人不同程度丧失劳动力和生活不能自理能力，致残率高达75%。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神经内科主任、脑卒中中心主任李刚也指出，“脑卒中不仅是中国患者致死的一大病因，还是致残的第一原因。”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神经内科主任、脑卒中中心主任李刚

那些缺血性卒中和动脉瘤破裂性蛛网膜下腔出血的重症患者，有非常高的致残可能性，“由于只依靠医保无法长期的待在医院里，这些患者的康复治疗很难有结果。”  

李刚说，中国的脑中风治疗和其他国家不一样。在澳大利亚、欧洲的一些国家，重症脑中风患者都推荐进入卒中中心治疗，让患者能享受到高质量、标准化、高效、花费适宜的医疗服务，同时缩短患者到医院和做CT检查的时间，达到缩短治疗时间，减少死亡率和致残率的目的。

“但在中国，如果是轻中风患者，通常不去康复中心。选择去康复中心治疗的，一般具备两个条件，一个是病人病情较重，生活自理能力出现明显障碍，另一个是家庭经济情况。”

针对以上情况，李刚认为，未来的重症脑卒中患者的康复架构要尽可能包括急性期康复、恢复期康复以及社区康复的三级康复体系，以充分应对重症脑卒中所带来的并发症状。

各地医生专家正为此努力，与此同时，学习和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成为必由之路。

德国康复模式进入中国后

为把先进的德国康复模式引入国内，2018年3月23日，由霁达康复支持的SIMC康复医学科在上海开业。

论坛现场，来自SIMC康复医学科的康复医生李江茹分享了霁达康复诊治的第一个中国患者案例。

患者情况：58岁男性，2018年1月26日，突发右侧肢体无力，伴言语含糊，晨起时发现右侧肢体无法移动，不能坐起及站立，家人无法理解其语，无意识障碍，无肢体抽搐，无大小便失禁等。

李江茹介绍，“我们根据老徐的个人意愿、功能情况以及家庭习惯，一致认为，日常生活自理和能够步行是他现阶段最重要的康复目标，所以，我们为他制定了个性化的康复计划，将功能训练划分到每日的治疗安排中，并及时调整。”

于是，老徐在霁达康复经历了这些康复训练。

吃饭时，教他坐着保持躯干和躯体力量的平衡，让他每次吃饭时都能习惯性地想着手部；卫生间洗漱时，教他控制腿部力量和身体重心，让他站在合适的位置洗脸、刷牙，最后达到能够独立完成洗漱的目的；由于老徐个人比较喜欢做菜，霁达康复的康复师为他设置了做菜的治疗环节，有时和他一起在厨房烧水、切菜、削水果。

老徐正在削苹果

他们还安排老徐参加“团体治疗”。

也就是说，老徐和康复中心的患者们一起活动，一起治疗，“他们会有种比赛的竞争意识，主观上接受训练的积极程度会更高。” 李江茹这样解释。

本着让老徐更早地适应生活，重返社会的目标，康复师会把老徐带到户外，让其接受户外台阶、风向、往来人群等日常生活行走中的考验，有时还会带他去小商店买东西，训练他买东西自主结算的能力。

没多久，老徐的康复故事就传开了，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患者到霁达康复接受治疗，更多的医生专家到霁达康复学习理念，德国的康复模式也真正走到了中国患者身边。

专案管理和先进设备助患者更快重建希望

论坛上，中德医学专家除了理念、模式和案例分享外，还展示了专案管理和下肢步态机器人设备。

来自SIMC康复医学科的护士长李艾莲，结合具体的患者案例，把霁达康复保障患者康复的“小管家”带到了公众面前。

她讲到，专案管理作为病人的“小管家”，前期需要了解患者和家属的康复需求，与医疗团队共同制定合理的治疗方案；治疗过程中需要时时督促患者，确保治疗和护理计划能够得到连贯化，持续化的有效执行。

SIMC康复医学科护士长李艾莲

一旦发现治疗环节出现问题，专案管理的“小管家”会第一时间告知医疗团队进行方案调整；及时做好医生、治疗师、护士、护工的协调工作，最终保障患者权益。这个“小管家”一般会密切观察患者的情绪变化，以便及时对患者给予帮助和疏导。

随后，SIMC康复医学科的治疗师桑贤明，向与会嘉宾展示了下肢步态机器人设备。

桑贤明认为，正常的人下肢有承重能力，能够支撑整个身体，能够向目标方向前进，能够保持基本的步态节律和身体移动的动态平衡。

SIMC康复医学科治疗师桑贤明

对中风患者来说，经常会出现步态偏瘫的情况，他们站不稳、走不好，甚至不能行走。

但患者以前接受的传统步态训练，经常会遇到一些问题，比如不能保证高强度的训练时间和标准化的重复，最后的结果，往往都不是最佳步态的康复训练。

现在，霁达康复展示的下肢步态机器人与传统步态训练不同，它有明显的优势。当康复师指导患者使用下肢步态机器人进行步态训练时，患者可以进行标准化的重复和把控好高强度训练时间，还能给予患者客观评价和监控，形成视觉反馈，让患者保持训练的积极性。此外，还减轻了治疗师的工作强度。

下肢步态机器人

本次论坛在下肢步态机器人的展示中走入了尾声。

对于奔跑了30多年的中国康复医学，如何跟上奔跑100多年的德国康复模式，还需要更多探索与坚持。届时，中国患者将获得更科学的康复训练和更完善的健康水平。

注：“合霁 · 共达 ”2018中德神经康复论坛是由勃林格殷格翰旗下霁达康复品牌、上海国际医学中心、德国Dr.Becker康复医学中心联合主办，上海市社会医疗机构协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