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SS论健第66期|盟科药业袁征宇: 如何在抗感染领域坚守14年

“竞争中胜出的唯一办法，就是甩脱竞争。”袁征宇很喜欢这句话，他也是这样践行的。

作为上海盟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盟科药业）的创始人和CEO，这已经是袁征宇第二次创业。上世纪90年代，美国因细菌耐药问题使抗耐药菌新药在临床上需求巨大。1996年，袁征宇在美国参与成立抗菌新药研发公司Vicuron。2005年6月，Vicuron被辉瑞以19亿美元收购。

2007年，袁征宇再次创业，成立了盟科药业。“要进入蓝海，不做红海”，袁征宇在2021健康界峰会上接受健康界专访时表示，差异化就是蓝海。

只做差异化的事

盟科药业专注于发现、开发及商业化治疗多重耐药（MDR） “超级细菌” 感染的新型抗生素。

“我之前就做这个行业，有很多经验。即使放在全球来说，我们也有竞争实力的。”在袁征宇看来，盟科药业做的就是有差异化的事情。

走差异化的路径，贯穿了袁征宇的人生。“我是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毕业后就留学美国，我们那一代生化专业的中国留学生留在美国的，如果去工业界的通常会去大药企。”袁征宇说，他是其中少有投身创业的，也是较早回国创业的华人科学家。

“做有差异化的事，才可能发挥出你最大的作用；而走和大家一样的路，路就变窄了。”这是袁征宇一直坚持的观点。

恰如最近的流行语“内卷”，在新药领域，有些看起来整体市场潜力很大的领域，数据听起来很可观，但蜂拥而上的产品之间缺少差异性，很容易造成激烈的同质化竞争。“这种同质化竞争往往会走向恶性竞争，新药企业所期待的高回报也难以实现。”袁征宇说。

专注于新型抗生素，就是“有差异化的事情”。在袁征宇看来，国内做新药几乎都是跟着国外研发热点走，比如一窝蜂扎堆PD-1。但国外抗菌新药的研发不热，所以国内也就比较冷清。

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目前每年约有70万人会死于耐药菌造成的感染。如果按照这个速度，到2050年会有一千万人死于耐药菌。

“这就是医药人为什么要做新药，就是为了解决临床上未被满足的需要。不管哪类新药，解决临床未满足需要的就是好药-------这不仅是解决病人需要，也是市场的需要，而抗感染就是这样一个领域。”袁征宇说。

以Xifaxan （Refaximin, 利福昔明)）为例，利福昔明是一种利福霉素类抗生素，2004年获得FDA批准用于旅行者腹泻治疗。

但利福昔明长期用药会导致结核杆菌对利福霉素家族抗生素耐药或其它不良反应，Salix公司研发出一种几乎不被吸收的α晶型。此后，该公司又提交了高纯度α晶型的制备专利，最终把α晶型的专利保护期延长至2025年。据袁征宇介绍，2020年利福昔明原研的销售额仍近100亿元。

盟科药业的首款产品康替唑胺，也是以这样逻辑去解决临床亟待解决的问题。据袁征宇介绍，康替唑胺用于超级阳性耐药菌MRSA（耐甲氧西林黄金色葡萄球菌）感染，而上一代同类药品是2000年辉瑞推出的重磅药物利奈唑胺。

利奈唑胺对耐药阳性菌具有很好的疗效， 但其骨髓抑制等毒副反应限制了其在临床上的使用（见药品说明书）。于是，临床上急需一个可以减低或去除该类毒副反应且可以口服/滴注的抗耐药阳性菌新药。袁征宇表示，康替唑胺正好既能保持利奈唑胺的良好药效，同时也能降低其骨髓抑制毒性。

健康界获悉，康替唑胺将会在近日获批上市。

14年坚守抗生素研发管线

盟科药业最早的投资人，是来自香港的晨兴资本。投资人14年的陪伴耐心，让袁征宇非常感恩。

盟科药业在2007年初创时，就在加州和上海两地同时设立企业。袁征宇解释称：“美国新药研发成本高，把一部分实验放在国内做，以后还同时做中国市场，这样就可以把整体费用降下来。”

熬过十年后，盟科药业迎来国内医药产业的起飞。近年来，回国的华人科学家和创业者多了起来，不断地加入到中国医药产业的崛起中来。

“2017年以后，涌入创新药领域的资金多了起来，但2007年时我们花了5个多月，才完成第一轮融资。当时只有一份BP（商业计划书），还有我参与的上一家Vicuron被辉瑞收购的经历作为加持。“袁征宇回忆说，“直到遇到晨兴资本，从面谈到决定投资，只花了不到36小时。而我们原以为5年可以上市的新药，但实际上却走了14年。”

2008年，盟科药业就发现了第一个候选药物康替唑胺，但袁征宇在2017年之前，大概有一半时间都在忙着融资。2015年，国内创新药环境开始好转，到2017年之后资本追着项目跑。盟科药业在2020年连续完成两轮融资，融资金额实现十亿人民币级，创下近年抗菌新药研发企业融资新记录。

多年来，盟科药业美国公司的人员规模一直没有变化，而在中国的员工数却早已远超美国，盟科药业还把全球的实验室都集中到了上海张江。袁征宇表示，除了控制成本费用外，更重要的是中国团队已经有了足够的经验，可以独立完成研发，而临床实验仍然保持中美平行开展。

目前，盟科药业的3款新药分别处于不同的临床阶段。除康替唑胺外，第二个是针对耐药阳性菌新药MRX-4，已启动III期临床试验；第三个是MRX-8，针对革兰氏阴性菌，处于I期临床阶段；另外还有3个项目处于早期阶段，作为长远发展的储备。袁征宇表示，盟科药业还将凭借自主研发能力，扩展到抗肿瘤和抗炎症领域。

近年来，大公司纷纷退出抗感染药的研发。2018年7月，继阿斯利康、赛诺菲、艾尔健和麦迪逊医药后，又一家巨头诺华公司宣布将终止抗生素、抗病毒药物的早期研发。

巨头纷纷放弃的原因是，同样是新药研发，耗费时间和资金巨大，市场前景却不如抗癌药等。WHO负责卫生系统和创新事务的助理总干事Marie-Paule Kieny曾表示，在当前市场上，抗生素并不是一项有吸引力的投资。而且，这些药物通常在很短的时间便会对疾病奏效，而不会像治疗慢性疾病的药物那样带来持续高回报。

“每年7~8亿美金的销售额，对于小型研发公司来说已是很好的成绩，但对于大型药企而言，这个规模未必有足够吸引力。而且，大型企业的商业布局复杂得多，需要考量的也多。”袁征宇认为，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很多，全靠大型企业不行。所以，小型研发公司无论对市场还是对临床需求来说，都很有存在的必要。

小药也有大用

随着全球各地越来越多的病原菌对现有药物产生耐药性，长期以来停滞不前的抗生素研发管线亟待新型抗生素进入。

事实上，为应对“超级细菌”带来的挑战，各国都在采取行动。盟科药业作为在中美两地运作的药企，已然切身感受到其中的趋势变化。

2012年7月，美国通过了《鼓励开发抗生素法案》。根据规定，符合标准的抗生素药物将获得额外五年的专利保护期，从而使专利保护期的时限长达10年，以帮助开发者收回投资。

同时，美国国家健康研究所与生物医学高级研究和发展管理局成立了对抗抗生素耐药细菌生物制药加速器（CARB-X），提供拨款用于支持抗生素药物发现项目。

盟科药业亦是这一法案的受益者。袁征宇介绍，康替唑胺在做三期临床申请的时候，获得了FDA的“合格抗感染药物”资质，因此研发的期间得到很多资助，审批可以走快速通道，等新药上市以后还有5年额外专卖权。

2016年，为积极应对细菌耐药带来的挑战，中国十四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印发遏制细菌耐药国家行动计划（2016-2020年）的通知》。科技部“国家重大新药专项”里有专门针对抗耐药菌的专项，大约2亿元的支持资金，但分到每个项目的金额并不算多。幸运的是，盟科药业也获得了这一资金支持，但是跟整体新药研发的投入相比，还是非常小。

“对于以后市场上怎么来鼓励抗菌药抗菌新药研发，这方面中国其实做的还不够多，以至于在中国做抗耐药菌药的公司数量还是很少。”据袁征宇介绍，美国同类公司有70多家，近年来也有数个新型抗生素被FDA批准上市。

战胜“超级细菌”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产学研一起发力。例如，建立专门的基金项目，为创新企业开发抗多重耐药菌新药提供资金支持；或者为该类企业提供税务抵免；进一步落实医疗机构抗菌药物供应目录动态调整，及时将临床效果确切、经济性好、安全风险低的新药纳入抗菌药物供应目录，加速医院准入，提高药品可及性，惠及患者；通过国家直接采购、尽快纳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等措施，保证抗菌药物商业化市场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作为确保国家安全及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战略药物进行储备。

和新型抗生素打了多年交道的袁征宇，一直在呼吁国家出台更多的、鼓励抗多重耐药菌新药企业的措施。盟科药业作为行业领头企业，也试图承担起更多行业责任，为抗感染药物的研发向各方寻求支持。

“抗菌药是一个特殊的领域，临床未满足需要主要是针对耐药菌药，假如是敏感菌老药的疗效就很好。大家都不希望发生耐药性，所以中国出台‘限抗令’，国外叫合理化使用，在可能的情况下，当然尽量不要去用新的抗菌药，这样可以减缓抗菌药的耐药的产生。”袁征宇表示，在这样的前提下，新型抗生素是一个市场规模不会也不应该过大，但绝对不可或缺的领域。

在全球需求之下，抗菌药也可以达到年销售100亿元人民币这样挺大的数字，但跟8年药王修美乐的200亿美元销售额对比，还是一个小药。袁征宇却认为，如果大家都去做大药，那么抗菌药这样的特殊领域可能就会无药可用，这肯定是不行的。

“做出好药，去解决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为全球患者提供疗效更好且安全性更高的用药选择。”袁征宇说，以良药求良效，这是身为医药人的使命与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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