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病人对医生的道德要求近乎苛刻？

最近发生了一件稀奇事，温州一位医生因为在病人群里，给大家答疑，私下收了几百元红包，被网友在微博举报：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儿科徐医生在微信群答疑，收取红包，并称徐医生把“温附二医徐医生咨询群”当成“捞钱工具”。

经过调查发现，从2018年12月起，在一个由患者家属建的微信群，徐医生利用业余时间回答患者问题，累计共收取550元微信红包，自己给群友发出红包150元，共得到400元。后被人投诉，医院纪检监察部门没收400元，要求医生退群。

这个话题最终引发网友争议，有的人说不应收费，有的人说应该收费，一时间众说纷纭。

这个事件的相关方：病人和医院，似乎都对医生道德水平“抱有天然地期待”——认为医生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积累的知识是“非卖品”，不可以用来赚钱——这种观念是很有意思的。

中国的医患关系，一直以来都比较紧张。但绝大部分病人的观念，都不约而同地认为：相比其他职业，

医生更应是有德之人。

举报者认为：把微信群当做“捞钱工具”是难以接受的。他的逻辑应该是：医生应该是有德之人，不可以“谈钱”，因为钱太“俗”、是“有铜臭味的”，因此谈钱的医生是很可疑的医生，要举报。

仔细想来，这个逻辑也算合理，因为病人对医生的“道德要求”，是一种自发的内在要求。

为什么这么说呢？原因如下：

一、在医疗过程中，医生拥有近乎完全支配病人的地位。

在现实中，绝大部分病人对疾病缺乏了解，因此“感到”和医生的地位“不对等”，这种高度的信息不对称给病人带来了“恐惧”。

恐惧之一：这个医生看起来好年轻，说话也没底气，看起来“不专业”，我有被误诊的风险。

恐惧之二：这个医生特别贴心，但是开了好多检查、好多药，看起来“像宰客”，我有被过度医疗的风险。

基于上述疑虑，病人因此会下意识的生出一种渴望：医生一定要有“医德”，否则我会感到恐惧。

“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纪念白求恩》中的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让人们意识到医生的伟大。

在这点上，老师的“师德”也是一个道理，因为道德是一种自觉，本身拥有治愈人心的能力。

二、当谈钱缺乏技巧，病人会感到自己被“物化”了。

医疗最大的特点是“对症施治”，治疗方案的个性化带来了医疗费用的不确定性。当医疗收费缺乏制度，“谈钱“缺乏技巧的时候，病人会觉得自己的病没有钱重要，又给病人脆弱的心理带来冲击。

在“微信群咨询收红包”事件中，徐医生为家长答疑明明是一件大好事，让很多人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金钱去解决的难题，都在群里解答了，有些答疑折算成钱可以说数以万计。举个简单的例子，有些病可自愈，如果没有人来告诉你，去医院就是一套检查+熬一夜。

即使如此，依然被好事者上纲上线，批驳一番，称其为：把“咨询群”当做“捞钱工具”。结果把群搞没了，把医生的心搞凉了。

有时候我们也只能说，是一些病人太“玻璃心”，又太有“正义感”，但是也太没“常识”了。

三、医疗资源不足，医生成了“工具人”，服务态度就顾不上了。

在本次事件中，举报医生的病人固然“争议”，但更重要的是医院的态度也令人失望，“没收400元，责令退群”，这种处置方式，就像风向标一样，在伤害着医护人员的尊严。

线上辅导可以收费；律师咨询可以收费；凭什么医生咨询就必须当义工？

不仅如此，一些机构对医生的限制，不了解和不关心基层组织，是一种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更容易导致医护人员产生“职业倦怠”，让医生觉得自己就是个“工具人”。

每天重复着40~50个门诊，防着伤医和医闹，开着被摊派的药，最终在日复一日的蹉跎中，救死扶伤的职业理想被消磨殆尽，医患关系也越来越紧张。

综上，医生作为“高技能”劳动者，医德是必须要有的，但不应被医院、被病人拿来上纲上线，打棍子扣帽子，也不应让医生终日生活在“误诊”与“扣钱”之中。全社会应给与好医生职业尊重的同时，也应该认可医生利用医术赚取合法收入。

只有这样，医护人员才能明知自己担着巨大的风险，也要一展一生所学救死扶伤，不负当年自己宣誓竭尽全力除人类之疾痛，助健康之完美，维护医术的圣洁和荣誉的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