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万名医师齐吐露论文压力大，你如何看待科研的存在？

前段时间，清华大学社科学院中国社会调查与研究中心、中国医师协会人文医学专业委员会联合发布《2021医师调查报告》。该调查采用网络调查的方式对医师群体相关信息和诉求进行采集，覆盖我国28个省份，共回收问卷12930份。

据报告显示，医师平均每天出诊时间约为 7.77小时、科研时间约为1.47小时，每周平均工作约 5.77 天，工作强度极高。在此工作强度下，69.74%的医师认为“科研、发论文压力大”，55.56%的医师认为“业绩考核任务重”。科研压力成近万名医师面临的最大压力。

Part 1

中国医生苦论文已久

一直以来，科研成果在医疗评价体系中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这是由于临床水平评价难以进行系统、量化的评价导致的。而科研方面的评价却不然，通过文章发表数量、累积影响因子、被引用次数、基金层次和额度等显而易见的条件，能够更为轻易地进行量化评价，所获取的评价结果也更为直观。

因此，在中国，医生发表了多少篇论文、影响因子几何，长期与其职称评定、薪酬水平相挂钩。这也导致在医务人员职级晋升时，对科研方面的评价往往更被看中，医务人员的薪资待遇又多与职级挂钩，这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科研焦虑”。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曾在2019年6月5日公开发布《广东省人民医院高级专业技术职称评审规定》。其中对主任医师的科研工作实绩考核要求包括：学术论文必须在Ⅰ－Ⅳ类期刊上发表，至少有一篇临床型研究论著和一篇Ⅲ类及以上期刊论著。

根据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官网，其2020年临床医疗类主任医师职称评审的必备条件包括发表本专业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论文4篇以上，其中需被SCI收录1篇以上、被Medline收录2篇以上，或在CSCD来源期刊发表论文3篇以上。

但临床医生发论文真的没那么容易。不少医生都表示，如果不是为了晋升，自己可能根本不会在看病救人之余花费额外精力搞科研，发论文。

Part 2

论文造假与外包工厂猖獗

不可否认，作为看得见摸得着的硬指标，论文数量和质量一定程度上的确可以起到验证医生技术能力与水平的作用。但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求医患者多，普遍繁重的一线临床工作常常无法与科研要求相自洽，医生造假论文一度成为我国论文造假的“重灾区”。

2017年4月20日，施普林格出版集团《肿瘤生物学》决定撤销524名中国医生涉嫌同行评审造假的107篇论文。这些论文的通讯作者署名单位甚至不乏协和医学院、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等名校的身影。

2020年9月16日，科技部官网通报九起科研违规行为，其中六起都发生在医院，涉及中国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苏州医院等。文章署名作者有一线医生，也有主任医师、医院副院长等高位。甚至还有多篇论文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

此外，论文外包工厂也越发猖獗。早在 2009 年，武汉大学的一项调查结果就显示，我国第三方论文代写代发市场已达到 10 亿元以上的年产值规模。一批又一批可能来自“论文工厂”的问题论文被发现、撤稿，论文发表单位涉及多家中国三甲医院。

甚至在论文外包的过程中，还会出现被诈骗的情况。去年7月，云南昆明刑侦队协助江苏泰州警方捣毁了一个以“买卖、代发论文”为由实施诈骗的犯罪团伙。在这个团伙中，大部分人的教育水平只有初高中文凭，根本不具备代写专业文章并发表的水平，而诈骗对象却几乎都是博士、副教授等高知群体。

论文造假和论文外包，皆是源于同一个问题的两种现象。一定程度上而言，也是“唯SCI”“唯论文”考评制度助推的产物。去年两会期间，张澍就在政协会议上发言说，为了发表SCI论文，可能“毁掉”了一批年轻人。一是这些人不得不把过多的精力集中在发表SCI论文上，不好好学临床；二是有些人写假文章或是买文章，一旦被发现后，科研学术生涯就毁了。

Part 3

医生到底要忙看病还是忙论文

为应对业内存在的科研造假问题，今年2月20日，国家卫健委发布《医学科研诚信和相关行为规范》。《规范》明确了医学研究活动应当遵循的基本规范，突出了医学研究机构的科研诚信主体责任，并提出“不允许将论文发表数量、影响因子等与人员奖励奖金、临床工作考核等挂钩”。

《规范》还回应了当前医学科研诚信面临的挑战，提出无实质学术贡献者不得“挂名”署名；同意参与署名的导师、科研项目负责人在承担领导、指导责任以外，还要与科研不端行为直接责任人承担同等责任。

此外，近年来，“医生到底要忙看病还是忙论文”的话题也在两会上屡屡被代表提出。

2013 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副院长范利严厉抨击了现行医生评价体系所存在的诸多弊端；

2019 年，全国政协委员、阜外医院心律失常中心主任张澍表示，SCI 论文不能作为临床医生职称考评中一票否决的指标；
2021 年，全国人大代表梁益建谈到 “做1000台手术不如发一篇论文”，直指我国卫生职称评价体系重科研、轻临床的弊病……

类似的质疑和呼吁还有太多，虽然科研与临床相辅相成，但做科研、发论文并非适用于所有医生。现实中，就存在不少能看好病但没有论文的医生，你能说他不是好医生吗？但对于大多数基层医生来说，科研并非其强项，也没有足够的精力和条件去做科研。

在该形势下，首医提出了一种尝试的可能性。3月2 日，首都医科大学校长饶毅在个人公众号发表题为《学术不端为何在中国的生物医学界出现较多》文章。文中提到，首都医科大学已经在去年率先建立“临床教授体系”。

在这个体系中，科研占比下降，临床工作的优劣则成为新的评判标准，该系列人员不需要发论文，只要是好的医生、加上为大学做教学工作，就可以符合基本资格。此举初衷，正是为了纠正医生晋升的体制机制问题。

新概念提出后，网络上叫好一片，有人高呼科研至上的风气早就该改改了。但也有人提出质疑，尽管（这个新的晋升体系）已经不止一次被提出，但在实际评审中还没有实质性作用。但无论如何，临床教授体系都是一个初衷很好的改革思路。

最后，回过头来看，好医生的标准可以有很多，看病看得好可以称之为好医生，医学科研做得好也可以称得上好医生。所以，临床和科研真的会分开吗？分开就会好吗？我们到底要如何客观评价一个医生的临床水平高不高？现在看来，改革的风还没有吹到晋升一线，一切，还需要时间去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