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丨浙大＆苏大 (IF:17.5): 肿瘤中的微生物群: 从理解到应用(国人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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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微科盟小木，编辑：微科盟居居、江舜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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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已发现具有复杂功能的微生物是肿瘤微环境的潜在组成部分。由于它们的低生物量和其他障碍，对肿瘤内微生物群的了解很少。黏膜部位及正常邻近组织是肿瘤内微生物群的重要来源，而血行播散也会导致微生物的侵袭。肿瘤内微生物群通过多种机制影响肿瘤发展，如DNA损伤、激活致癌途径、诱导免疫抑制和药物代谢。值得注意的是，在不同类型的肿瘤中，肿瘤内微生物群的组成和丰度具有高度异质性，可能在肿瘤的发展中发挥不同的作用。由于对该领域的关注，组学和免疫学方法等多种技术已被用于研究肿瘤内微生物群。本文综述了该领域的最新进展，包括肿瘤内微生物群的潜在来源、功能和相关机制以及肿瘤内微生物群的异质性；讨论了可用于研究肿瘤内微生物群的技术。此外，总结了可用于抗肿瘤治疗策略开发的研究以及该领域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论文ID

原名：Microbiota in Tumors: From Understanding to Application

译名：肿瘤中的微生物群：从理解到应用

期刊：Advanced Science

IF：17.521

发表时间：2022.5

通讯作者：曾玲晖，张龙，周芳芳

通讯作者单位：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医学院；浙江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苏州大学生物医学研究院

DOI号：10.1002/advs.202200470

综述目录

1 前言

2 肿瘤内微生物群的来源

3 肿瘤内微生物群影响肿瘤发生和治疗的机制

4 不同肿瘤中肿瘤内微生物群的异质性

5 研究肿瘤内微生物群的方法

  5.1 检测方法

  5.2 鉴定方法

  5.3 培养方法

  5.4 功能分析方法

  5.5 体内和体外实验

6 肿瘤内微生物群和抗肿瘤治疗

7 结论

主要内容

1 前言

随着对宿主-微生物相互作用的深入研究，提出了存在于肿瘤组织中的肿瘤内微生物群的概念。肿瘤内微生物在19世纪首次被观察和描述，但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该领域进展甚微。近年来，随着检测技术的发展和对肿瘤微环境(TMEs)认识的深入，越来越多的证据证实了肿瘤内细菌的存在，引发了该领域更多的研究。病毒与人乳头瘤病毒、Epstein-Barr病毒等癌症有关，可直接诱导肿瘤发生；此外，存在于肿瘤中的细菌、真菌和其他微生物也可能在癌症发展中发挥复杂的作用。1983年，研究人员培养出了幽门螺杆菌(Helicobacter pylori)，它是胃癌的主要病因。2006年，细菌引起的DNA损伤得到证实，随后积累了更多证据，该领域取得了很大进展(图1)。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发现来自肿瘤内细菌的多肽存在于肿瘤细胞中，并引发免疫反应(图1)。本文综述了肿瘤内微生物群的研究进展，包括肿瘤内微生物的来源、肿瘤内微生物与肿瘤发展的关系、不同类型肿瘤中肿瘤内微生物群的异质性以及肿瘤内微生物群的研究技术。

图1 肿瘤内微生物群的历史。肿瘤内微生物群研究的重大突破，包括发现、机制和其他成果。 2 肿瘤内微生物群的来源 虽然肿瘤内微生物已受到相当多的关注，但其来源仍不清楚。在2020年，Walker等人回顾了细菌在肿瘤内定殖的有利条件，包括紊乱的脉管系统、缺氧但营养丰富的微环境和免疫抑制。在这篇综述中，我们重点关注肿瘤内微生物的3种潜在来源：1)通过黏膜屏障来自黏膜部位的肿瘤内微生物(图2A)，2)来自正常邻近组织(NATs)的肿瘤内微生物(图2B)，以及3)血行播散引起的肿瘤内微生物(图2C)。 人体的肺、胃肠道、皮肤等黏膜器官中存在着丰富的微生物。因此，在发生于黏膜部位的癌症中更容易发现肿瘤内微生物。事实上，已经在肺癌、结直肠癌、胰腺癌、宫颈癌和食道癌中发现了肿瘤内微生物。在这些癌症中，肿瘤发生以及身体黏膜屏障破坏的其他原因可能会提供接触微生物的途径，使它们成为能够发挥复杂作用的肿瘤内微生物群。2012年，Tjalsma等人提出了一个细菌驱动乘客模型，该模型可以部分解释胃癌和结直肠癌发生过程中微生物群的改变。在该模型中，产肠毒素脆弱拟杆菌(Bacteroides fragilis)和幽门螺杆菌(H. pylori)等驱动细菌会诱导肿瘤发生，并创造条件允许乘客细菌(通常是机会性细菌)进入TMEs并在那里定殖。该模型可能无法解释其他几种癌症(如肺癌)中存在的肿瘤内微生物；然而，这表明某些微生物可能在促进其他微生物进入TME的过程中发挥特定作用。此外，多种因素引起的黏膜屏障破坏可能导致肿瘤内微生物的进入。有几项研究提到，胰腺导管腺癌中发现的肿瘤内细菌通过胰腺导管从肠道转移，这种腺癌的微环境可能会增加细菌易位的易感性。在小鼠模型中，肠道微生物群已被证明通过影响T细胞和细胞因子的组成来降低胰腺癌的肿瘤负担，这可能表明肠道细菌侵入胰腺肿瘤。需要更多的研究来确定微生物从黏膜器官进入TMEs的机制，这可能会提高将细菌转移到黏膜器官的疗法的效率，特别是粪便细菌移植。 然而，肿瘤内微生物通过黏膜屏障来自黏膜部位的观点并不能解释肿瘤内微生物的所有现象；一些肿瘤内微生物在发生肿瘤的黏膜器官中很少见，在非粘膜部位的肿瘤中也发现了微生物(如乳腺癌)，这意味着肿瘤内微生物可能还有其他来源。在2020年的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提出肿瘤内细菌可能来自NATs，因为肿瘤组织中的细菌组成与NATs具有高度相似性。随着相关研究的发展，在被认为是无菌的器官中发现了细菌。此外，其他一些肿瘤中的肿瘤内微生物也可能来自NATs。与NATs相比，免疫抑制和缺氧微环境等特性增强了肿瘤部位的微生物，但NATs中微生物的来源尚不完全清楚。肿瘤部位和NATs中微生物群组成相似的另一种可能解释是，NATs中的微生物来源于TMEs。因此，NATs是否是肿瘤内微生物的来源之一尚不确定，还需要更多的证据。 循环系统是肿瘤内微生物的另一个潜在来源。坏死细胞碎片的趋化梯度可能是肿瘤内微生物群定殖的原因。细菌全身给药已证明微生物具有通过血行播散定殖TMEs的能力。口腔微生物群是肿瘤内微生物群的重要来源。2016年，研究人员发现口腔细菌具核梭杆菌(Fusobacterium nucleatum)可通过血行播散在结直肠癌(CRC)中定殖。在这一过程中，凝集素Fap2发挥了重要作用，与CRC中表达的Gal-GalNAc结合。此外，口腔微生物群已被发现是胰腺微生物群的来源，与胰腺肿瘤有关。2018年，Shively等人报道称，饮食显著影响乳房微生物群，从而影响患乳腺癌的风险，这可能表明肠道微生物群与乳房微生物群之间存在密切联系。最近的另一项研究报道称，肠道真菌对乳腺癌的预后有负面影响。由此推测，肠道真菌和细菌可通过血行播散侵入乳腺肿瘤的TMEs。2020年，另一组研究人员证实，具核梭杆菌也可以借助凝集素Fap2定殖于乳腺癌。值得注意的是，细菌的血行播散可能导致转移前生态位的形成。在一项关于结直肠癌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肿瘤中的大肠杆菌可以破坏肠道血管屏障，并通过血行途径到达肝脏。这些肿瘤内细菌促进了转移前生态位的形成。由于肿瘤血管系统丰富且异常，来自口腔、肠道等潜在部位的微生物可能通过血液运输到肿瘤部位，并从受损的血管进入肿瘤。 随着对肿瘤内微生物群认识的加深和多项相关研究的开展，可以肯定TMEs中存在的微生物具有多种来源。在肠道、肺、膀胱等黏膜器官中，由细菌或其他因素引起的黏膜屏障损伤会导致原本生活在这些黏膜部位的机会性微生物侵入，并在TMEs中发挥复杂作用。对于从多个部位进入血液循环的微生物，肿瘤坏死细胞碎片的趋化梯度会诱导其转移到肿瘤部位。然后，畸形血管中适宜的环境条件使它们有可能在TMEs中定居。在NATs中，来自血管或黏膜器官的微生物可能侵入氧和趋化梯度诱导的TMEs。值得注意的是，在NATs甚至在TMEs中发现的微生物可能是由于肿瘤发生产生的特定微环境而大量增殖的原始物种。

重要的是，随着肿瘤内微生物的来源和相关机制的部分揭示，对肿瘤内微生物群的深入了解可用于提高相关治疗策略的疗效。鉴于肿瘤内微生物群的多源特性，比较肿瘤内微生物群与体内其他部位的微生物群组成可能有助于我们识别存在于不同肿瘤中的关键微生物，为癌症预防提供新的见解。此外，微生物侵入TMEs的分子机制也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主题，但目前对其认识还很有限。

图2 肿瘤内微生物群的来源：A)黏膜器官。肠道微生物会破坏黏膜屏障并进入肿瘤部位，而胰腺癌的肿瘤内细菌则通过胰管进入肿瘤部位。B) NATs。NAT是肿瘤内微生物群的潜在来源。C)循环系统。肿瘤内微生物通过血行播散从口腔、肠道、肿瘤等部位进入肿瘤。 3 肿瘤内微生物群影响肿瘤发生和治疗的机制 肿瘤内微生物通过多种机制在肿瘤发生和癌症治疗中发挥重要作用。在肿瘤发生过程中，一些微生物可能会直接引起DNA损伤，导致肿瘤的形成和发展。研究还表明，一些微生物可诱导促炎反应和其他致癌途径的激活。肿瘤内微生物还可以通过诱导免疫抑制来促进肿瘤进展，并且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影响癌症的治疗。其中一些微生物具有代谢抗肿瘤药物的能力，而抗肿瘤免疫的改变也可能影响癌症治疗的效果(图3)。 DNA损伤导致突变增加，最终可能导致肿瘤发生。在几种类型的癌症中，特别是胃肠道癌症，微生物群是DNA损伤的一个重要原因。多项研究表明，肠杆菌科(Enterobacteriaceae)的一些成员产生colibactin，引起DNA损伤，诱导肿瘤发生。2020年的一项研究进一步证明了与致病岛pks密切相关的colibactin的诱变能力。在这项研究中，Pleguezuelos-Manzano及其同事在用基因毒性pks+大肠杆菌处理的类器官中观察到明显的突变特征，而这种突变特征也存在于5876个人类癌症基因组中。另一种引起DNA损伤的细菌类型是产肠毒素脆弱拟杆菌，它可以产生毒素。Dejea等人报道了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患者结肠黏膜中产肠毒素脆弱拟杆菌和大肠杆菌的富集。研究人员还证明，在这两种细菌定殖的老鼠中存在更多的DNA损伤。最近的另一项研究也发现，产肠毒素脆弱拟杆菌可促进肿瘤发生，这进一步证明了该细菌的致癌性。此外，微生物还可以诱导氧化/亚硝化DNA损伤，导致肿瘤发生，尽管关于这种影响的数据有限。 致癌途径的激活是肿瘤内微生物的另一个作用。研究人员发现，某些肿瘤内微生物会影响细胞因子的产生和分泌，如IL-6和TNF-α。多项研究表明，肿瘤内微生物可能会影响细胞因子的产生，诱导促炎反应，进而激活NF-κB通路或STAT3通路，促进肿瘤进展。Triner等人报道称，肿瘤内细菌诱导产生IL-17，促进B细胞内流和肿瘤的发展。他们还表明，中性粒细胞可以限制肿瘤内微生物群，从而抑制肿瘤的发展。然而，关于肿瘤内微生物对细胞因子产生影响的研究报道较少。此外，Toll样受体的一些成员(如TLR4和TLR5)与肿瘤和微生物(包括肠道和肿瘤内微生物)的相互作用密切相关。2017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具核梭杆菌激活TLR4信号通路，从而影响某些microRNAs的水平，调节自噬，最终导致化疗耐药。2021年，Kong等人报道了具核梭杆菌中的另一条通路，通过激活TLR4/Keap1/NRF2信号传导增加CYP2J2和12,13-EpOME的水平来诱导结直肠癌，从而导致结直肠癌的侵袭和转移。此外，Hoste等人报道称，皮肤微生物群也可以通过TLR-5信号传导介导促炎反应，从而影响皮肤癌的进展。Wnt/β-catenin信号通路是另一个重要的致癌途径，可导致多种致癌基因的激活。已证明多种微生物通过直接激活β-catenin或激活E-cadherin来影响该途径并诱导肿瘤发生。此外，补体系统在肿瘤发生中也起着重要作用。2019年，一项研究证实了真菌诱发的致癌作用。研究发现，某些真菌(如Malassezia)可以通过其真菌壁聚糖结合甘露糖-结合凝集素(MBL)。MBL与真菌结合激活补体级联反应，从而促进PDA的进展。虽然有一些关于肿瘤内微生物群对致癌途径激活的影响的报道，但大多数都集中在胃肠道(GI)癌症上。肿瘤内微生物是否在其他癌症(如乳腺癌和骨癌)中发挥类似作用，目前还不确定。 肿瘤内微生物也会影响肿瘤的免疫微环境，从而影响肿瘤发生和癌症治疗。检查点阻断作为最流行的抗肿瘤策略受到广泛关注。肿瘤内微生物可能会影响检查点蛋白并影响免疫微环境。研究表明具核梭杆菌表达的Fap2直接与检查点蛋白TIGIT结合，抑制NK细胞和T细胞的抗肿瘤活性。另一组研究人员观察到PD-1在细菌消融后上调。肿瘤内微生物也能影响免疫抑制细胞的募集，并且细菌已被证明可以促进骨髓源性抑制细胞的募集。2018年，Jin等人报道了一种与肿瘤内微生物诱导的肺癌相关的免疫反应。这些研究表明，癌组织中的细菌通过激活IL-1β和IL-23的表达来诱导γδ T细胞的扩增。γδ T细胞通过释放IL-17和IL-22促进肿瘤进展。2020年，研究人员发现细菌消融促进了M1样巨噬细胞和Th1细胞的分化，表明细菌消融部分缓解了TMEs的免疫抑制。 尽管肿瘤内微生物群可能以多种方式诱导肿瘤发生，但在某些情况下，肿瘤内微生物群可以抑制肿瘤的发展。一组研究人员发现，肿瘤内微生物群的多样性可能影响胰腺癌患者的生存率。他们还报道了胰腺癌肿瘤内微生物的组成与肠道微生物群的组成高度相关，肠道微生物群的改变会影响胰腺癌肿瘤内微生物群。Kim等人发现细菌外膜囊泡的抗肿瘤作用，诱导IFN-γ的释放，表明肿瘤内微生物群可能在肿瘤的发生和发展中发挥着复杂的作用。然而，这种机制是否存在于TME中仍是未知数。另一种可能的机制是，肿瘤内微生物群通过产生特殊化合物来促进抗肿瘤免疫，这已在肠道微生物的研究中得到证实。然而，仍然没有证据表明这些化合物是由肿瘤内微生物释放的，或者它们可以提高抗肿瘤免疫。 除了上述机制外，肿瘤内微生物还可以通过将药物代谢为非活性形式直接影响化疗的效果。2008年，Balzarini等人描述了由某些微生物引起的嘧啶核苷失活。在该报告中，研究人员发现猪鼻支原体(Mycoplasma hyorhinis)可以代谢几种嘧啶核苷，并影响它们的作用。同样，另一项研究报道称，吉西他滨是胰腺癌化疗中使用的一种重要药物，可被代谢为2,2-二氟脱氧尿苷，从而失去其活化作用。研究人员还发现，代谢依赖于肿瘤内微生物(主要是γ变形菌Gammaproteobacteria)表达的一种酶。因此，这些发现提醒我们，我们需要更多地了解肿瘤内微生物的代谢作用，从而制定治疗癌症的具体策略。

我们已经发现了肿瘤内微生物发挥复杂甚至矛盾作用的几种机制。然而，这些机制大多仅在有限数量的癌症中得到证实，很少有研究在临床试验中获得成功。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更多的研究来阐明TMEs与肿瘤内微生物群相互作用的机制。

图3 肿瘤内微生物群影响肿瘤发生和治疗的机制。诱导肿瘤发生的两种主要机制包括引起DNA损伤和激活致癌途径。肿瘤内微生物群也影响抗肿瘤免疫并发挥复杂作用。此外，肿瘤内微生物群代谢化疗药物并导致化疗耐药。 4 不同肿瘤中肿瘤内微生物群的异质性

TMEs具有高度异质性，在不同的癌症中，肿瘤内微生物的组成和丰度也存在显著差异(表1)。因此，肿瘤内微生物群对不同癌症的影响也可能不同。值得注意的是，肿瘤内微生物群的组成和功能可能因癌症的不同亚型而异。此外，对于不同肿瘤中微生物异质性的形成以及TMEs的异质性与肿瘤内微生物群之间的关系知之甚少。因此，有必要分析不同癌症中的肿瘤内微生物群，了解其在癌症进展中的作用。

表1 不同肿瘤中的微生物异质性。

作为黏膜器官，肺暴露在丰富的微生物群中(图4A)。在肺癌中,微生物群的α多样性随着某些细菌的富集而降低。此外，可以肯定的是，肺癌中肺微生物群的组成发生了改变。Yu等人的研究表明，栖热菌属(Thermus)在晚期肿瘤患者中增加，而军团菌(Legionella)在肿瘤转移患者中增加。此外，研究还发现肺癌中与吸烟相关的代谢途径富集，以及某些微生物类群(如Acidovorax)在吸烟者中增加，从而证明了微生物群与吸烟之间的关系。下呼吸道中某些丰富的微生物也可能诱发肺癌。有报道称，肺癌患者中常见的ERK、PI3K和其他途径的激活与某些微生物群有关，如韦荣氏菌(Veillonella)和链球菌(Streptococcus)。值得注意的是，肺癌中微生物群多样性和组成的变化在腺癌和鳞状细胞癌中是不同的，这提醒我们，肿瘤内微生物群在不同的癌症亚型中可能是可变的，并可能发挥复杂的作用。微生物群在肺癌的治疗中也起着重要作用。虽然缺乏对肿瘤内微生物群的分析，但已证明使用抗生素对肺癌患者的免疫检查点治疗有负面影响。因此，联合使用抗生素、其他细菌疗法和抗肿瘤免疫疗法可能会有更好的临床效果。 另一种发生在黏膜部位的癌症是胃肠道癌症，它受到微生物群的高度影响(图4B)。最近的一项研究分析了四种胃肠道癌症中肿瘤内微生物的组成。研究发现，拟杆菌门(Bacteroidetes)、厚壁菌门(Firmicutes)、变形菌门(Proteobacteria)、梭杆菌门(Fusobacteria)和放线菌门(Actinobacteria)是胃肠道肿瘤中门水平上最丰富的类群。此外，这些癌症中细菌的组成与正常组织中有明显的不同。与正常组织相比，食管腺癌组织中拟杆菌门、厚壁菌门和梭杆菌门的丰度增加，变形菌门的丰度降低。另一项研究表明具核梭杆菌与食管癌预后不良之间存在关联。 在胃癌中，幽门螺杆菌在胃癌发生中的作用已被广泛描述，并导致胃癌中微生物群的改变。胃癌患者的微生物群特征是非螺杆菌变形菌门、厚壁菌门和放线菌门增加和幽门螺杆菌减少。在种水平上，Peptostreptococcus stomatis、咽峡炎链球菌(Streptococcus anginosus)、微小微单胞菌(Parvimonas micra)、Slackia exigua和Dialister pneumosintesis在胃肿瘤中富集，可能在胃癌的进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由于大肠中存在大量细菌，结直肠癌与肠道微生物群密切相关，可能从多个方面影响其癌变和治疗效率。已知Alistipes、布劳特氏菌(Blautia)、Pasteurellales和卟啉单胞菌(Porphyromonas)与结直肠癌患者的临床特征相关。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一些肿瘤相关细菌(如梭杆菌Fusobacterium、拟杆菌Bacteroides、微单胞菌Parvimonas、普雷沃氏菌Prevotella)的丰度在结直肠癌的不同阶段有所不同，这证明了微生物群的改变对结直肠癌进展的影响。在与结直肠癌有关的细菌中，梭杆菌属、拟杆菌属、月形单胞菌属(Selenomonas)和普雷沃氏菌属存在于转移性肿瘤中，表明这些细菌可能与结直肠癌的转移有关。2021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在肿瘤中定殖的大肠杆菌可能通过破坏GVB和促进转移前生态位的形成而有利于结直肠癌肝转移。此外，脆弱拟杆菌可以将其他细菌募集到结直肠癌部位并诱发炎症反应。在全身给药期间，发现双歧杆菌(Bifidobacterium)在肿瘤组织中聚集，并通过STING信号诱导抗肿瘤免疫。 其他类型的癌症中也存在肿瘤内微生物群。在卵巢癌和子宫内膜癌中，正常组织和肿瘤组织的微生物组存在显著差异。卵巢癌中Chlamydia、Mycoplasma、Acinetobacter和Brucella的丰度增加，而Atopobium sp.和Porphyromonas sp.在子宫内膜癌中富集，并与子宫内膜癌特别相关。Nejman等人报道了黏膜玫瑰单胞菌(Roseomonas mucosa)、鞘氨醇单胞菌(Sphingomonas US_602)和Staphylococcus cohnii是卵巢癌组织中最常见的类群。 胰腺癌是一种预后不良、危险的恶性肿瘤，一直以来备受关注。多项研究已证实胰腺癌中存在微生物群。γ-变形菌是胰腺癌中最常见的肿瘤内微生物分类群，可能影响抗肿瘤免疫和化疗。此外，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Enterobacter asburiae、肺炎克雷伯菌(Klebsiella pneumoniae)、弗氏柠檬酸杆菌(Citrobacter freundii)、具核梭杆菌和阴沟肠杆菌(Enterobacter cloacae)是胰腺癌中的常见细菌，尽管它们的功能尚不确定。其他肿瘤内微生物，如Malassezia globose、Pseudoxanthomonasc和Saccharopolyspora也在胰腺癌中定殖。肿瘤内微生物在胰腺癌进展中起着复杂的作用。一些肿瘤内微生物(如Pseudoxanthomonas和链霉菌Streptomyces)可能有利于患者的长期生存，但机制尚不清楚，而其他类群可能会促进癌症的进展。 胰腺囊肿是一种发展为PDA的风险较低的肿瘤，也有特定的微生物群。胰腺囊肿液中以拟杆菌、埃希氏菌和Acidaminococcus为主。在另一项研究中发现，具核梭杆菌和Granulicatella adiacens在胰腺囊肿液中富集。重要的是，这些结果可能表明良性肿瘤的恶性转化与肿瘤内微生物群相关，尽管还需要进一步的证据。 皮肤是另一个具有丰富微生物群的器官，这导致皮肤癌暴露在众多微生物中。在正常皮肤组织中，棒状杆菌(Corynebacteria)、丙酸杆菌(Propionibacteria)和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是共生菌群的3个主要属，而微生物群的组成与其所处的位置密切相关。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在黑色素瘤样本中发现了不动杆菌属(Acinetobacter)、放线菌属、棒状杆菌属(Corynebacterium)、肠杆菌属(Enterobacter)和链球菌属(Streptococcus)的细菌。Nejman等人报道，Paracoccus marcusii和金黄色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 aureus)可能是黑色素瘤中最常见的类群。对于非黑色素瘤皮肤癌，金黄色葡萄球菌在鳞状细胞癌中占优势，并与癌变密切相关，而Malassezia在这种癌症中减少。皮肤微生物群在肿瘤发生中起着复杂的作用。一项使用培养细胞的研究表明，表皮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 epidermidis)通过产生6-N-羟氨基嘌呤对皮肤癌起到保护作用。然而，体外研究不足以证明微生物群的功能，需要更有力的证据。 乳腺癌是世界上最常见的癌症，占癌症相关死亡人数的6.9%。虽然乳房不是黏膜器官，但已证实乳房组织中存在丰富的微生物。芽孢杆菌(Bacillus)、假单胞菌(Pseudomonas)和其他几种细菌是乳腺组织的居民。一项分析7种肿瘤中肿瘤内微生物群的研究报道称，乳腺肿瘤中的微生物群多样性在研究分析的肿瘤中最高。婴儿链球菌(Streptococcus infantis)、惰性乳杆菌(Lactobacillus iners)、棒状杆菌US_1715(Corynebacterium US_1715)和具核梭杆菌是乳腺癌中最常见的类群。与正常组织相比，乳腺肿瘤组织的微生物群组成明显不同。最近的一项研究比较了乳腺癌高风险个体的肿瘤组织和肿瘤邻近正常组织以及健康个体的组织之间的微生物组。该研究发现，肿瘤组织中假单胞菌、卟啉单胞菌、变形杆菌(Proteus)和氮单胞菌属(Azomonas)的丰度相对较高，而正常组织中的一些优势属(如丙酸杆菌和葡萄球菌)在肿瘤组织中几乎看不到，这可能表明这些微生物所起的保护作用。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具核梭杆菌通过Fap2和Gal-GalNAc的结合定殖乳腺癌，促进肿瘤生长和转移进展。此外，还发现产肠毒素脆弱拟杆菌在乳腺肿瘤中定殖。Parida等人发现，产肠毒素脆弱拟杆菌通过分泌脆弱拟杆菌毒素(BFT)诱导乳腺癌的发生，该毒素可能在介导β-catenin和Notch1轴中发挥作用。研究人员还提出了BFT记忆的概念。2019年，Tang等人发现微生物衍生的胆汁酸在乳腺肿瘤中积累，预后良好。然而，这些胆汁酸是由肿瘤内微生物群产生还是由肠道微生物群产生尚不确定。

2017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头颈部鳞状细胞癌样本的肿瘤组织中存在微生物群。研究人员已经提到，相对于正常组织，肿瘤门水平上放线菌减少和微单胞菌富集，这可能与肿瘤的进展有关。然而，针对这些癌症的研究仍然有限，很少有证据表明肿瘤内微生物群与这些类型的肿瘤之间存在关联。

图4 不同肿瘤中肿瘤内微生物群的异质性。A)肺癌。有几种细菌会影响肺癌的进展和转移。这些细菌通过不同的途径发挥作用。B)胃肠道肿瘤。胃肠道肿瘤中微生物群的组成和功能很复杂。厚壁菌门、月形单胞菌属(Selenomonas)以及其他几种细菌与肿瘤的发展密切相关。 5 研究肿瘤内微生物群的方法

虽然肿瘤内微生物因其生物量较低而难以研究，但已有一些方法用于肿瘤内微生物的研究。与对其他微生物群落的研究类似，采用荧光原位杂交(FISH)、免疫组化(IHC)、免疫荧光(IF)和其他敏感的微生物检测方法，为肿瘤内微生物群的存在提供证据。除了检测肿瘤内微生物外，识别肿瘤内微生物的方法也很重要。16S rRNA基因扩增子测序和宏基因组学是鉴定肿瘤内微生物群最常用的方法。此外，为了研究肿瘤内微生物的功能特征，还需要帮助研究者获得肿瘤内微生物纯培养的方法。然而，由于大多数肿瘤内微生物的生物量较低且无法培养，代谢组学、基因组学和转录组学等独立于纯培养的方法被广泛用于推测肿瘤内微生物的潜在功能和机制。之后，针对肿瘤内微生物的研究需要回归到体外和体内实验，以验证先前的结果并为临床转化提供思路(图5)。

图5 研究肿瘤内微生物群的方法。检测、鉴定和功能分析是所有肿瘤内微生物群研究的重点。随着培养方法的不断发展，体外和体内实验可能会为该领域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5.1 检测方法 肿瘤内微生物生物量较低导致难以确定它们的存在。因此，需要具有低检测阈值的微生物检测方法，特别是原位检测方法，才能进行这些研究。FISH是一种使用与靶序列高度互补的荧光DNA探针的方法，在微生物群研究中通常使用16S rDNA作为探针的靶标。FISH已被用于多种类型肿瘤(包括乳腺癌、肺癌和胰腺癌)中肿瘤内微生物群的研究。FISH的主要缺点是荧光信号串扰限制了样品中可以使用的FISH探针数量。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人们开发了不同的方法，如CLASI-FISH和HiPR FISH，并成功地用于分析肠道微生物群。免疫学技术在微生物成像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免疫学技术使用特异性抗体结合目标分子，并使用酶(IHC)或荧光素(IF)标记的抗体来识别这些分子。在最近的研究中，IF和IHC已被广泛用于检测和定位肿瘤内细菌。例如，Nejman等人使用IHC与针对细菌脂多糖和脂磷壁酸的抗体来检测肿瘤内细菌。然而，由于荧光团的颜色叠加和光谱重叠，IHC和IF在研究复杂组织时面临困难。2017年，科学家利用带有荧光团的DNA链和特定抗体带来的DNA链的交换，开发了一种快速多重IF策略，可以部分克服IF的缺点，可用于分析具有多种微生物的癌组织。显微镜技术被广泛应用于观察细胞和分子。相关的光学和电子显微镜(CLEM)是一种强大的工具，它结合了光学显微镜和电子显微镜的优点，以高分辨率精确定位细胞和分子。荧光探针在CLEM技术中用于标记目标分子或细胞。在肿瘤内微生物群的研究中，CLEM被用于定位细菌。例如，Nejman等人用CLEM发现了乳腺肿瘤中的细胞内细菌。与FISH和IF相比，CLEM允许研究人员观察标记细菌的背景，从而获得更多的信息。此外，随着超分辨率CLEM和活体CLEM的巨大进展，未来观察该行为成为可能。因此，CLEM可能在肿瘤内微生物群的研究中更受欢迎。 5.2 鉴定方法 无论研究重点是环境微生物群、肠道微生物群还是肿瘤内微生物群，利用高通量方法准确识别微生物群都具有重要意义。传统的基于形态特征、生化特征、血清分型等特征的形态学鉴定方法能够准确识别一些已知菌株，至今仍广泛用于微生物鉴定。然而，所有这些方法都是基于纯培养，但一些肿瘤内微生物是未经培养的，这意味着传统的形态学鉴定方法无法对这些微生物进行鉴定。因此，基于DNA测序的方法因其较高的准确性和较高的基因测序数据可用性而被广泛应用于肿瘤内微生物的鉴定。16S rRNA基因(rDNA)是一种普遍存在于几乎所有生物体内的标记基因，导致16S rRNA测序得到广泛应用，尤其是在细菌和古菌的鉴定和进化分析中。16S rRNA基因扩增子测序法的另一个优点是，既有支持生物门水平分类的保守区域，也有也有可用于在更精细的分类水平上对生物进行分类的快速进化区域。由于该方法的普遍应用，数据库积累了大量的16S rDNA序列信息，这进一步提高了该方法的可用性。此外，该技术适用于微生物含量低的样品。考虑到这些优势，几乎所有针对不同肿瘤中肿瘤内微生物群的实验研究都采用16S rRNA基因扩增子测序。与其他标记基因测序方法一样，16S rRNA基因扩增子测序对引物的选择也很敏感。在一项针对7种肿瘤中肿瘤内微生物群的研究中，研究人员沿16S rDNA扩增了5个短区域，并在物种鉴定中获得了更高的分辨率和覆盖率。然而，16S rRNA基因扩增子只能识别已知物种，其分辨率最多只能达到属水平，功能信息很少。宏基因组学对肿瘤内微生物的鉴定也很重要。宏基因组学是一种针对样本中所有DNA的非靶向测序方法，包括微生物群落的全基因组序列，广泛应用于复杂微生物组的分析。与标记基因测序相比，宏基因组的分辨率更高，可以达到物种甚至菌株水平。此外，宏基因组学可以提供功能信息。例如，2016年的一项研究分析了1003个参考基因组并对它们进行了鉴定。肿瘤基因组图谱(TCGA)是肿瘤内微生物群的主要来源，涵盖33种癌症。基于TCGA，已经在几种癌症中鉴定出肿瘤内微生物。最近的研究表明，最新的宏基因组数据涵盖了更多的癌症类型，这可能会导致肿瘤内微生物群领域的新进展。此外，宏基因组学可以结合转录组分析来消除死亡微生物和细胞外DNA造成的干扰。尽管有上述优点，但宏基因组学也存在一些缺点，如成本较高、操作更复杂以及污染或组装造成的不准确性。 在肿瘤内微生物的研究中，宿主DNA和环境微生物DNA的污染是最大的障碍。因此，需要开发从TCGA中丢弃不可信数据的方法。在一项分析多种癌症的研究中，为了保证分析数据的可靠性，研究人员删除了总序列数据的92.3%。2021年，Dohlman等人开发了一种去污染算法，可以去除TCGA数据中的污染。随着这些方法的发展，宏基因组学可以为肿瘤内微生物群的研究提供更有力的支持。 5.3 培养方法 宏基因组学和其他方法提供了大量关于肿瘤内微生物群的数据。然而，肿瘤内微生物的纯培养非常重要，因为仍然需要基于这些微生物培养的体外和体内实验结果。多项研究表明，培养是宏基因组学的有力补充，对描述新的微生物物种具有重要贡献。此外，获得纯微生物培养物对于进一步研究这些细菌的功能和相关机制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在培养被认为无法培养的微生物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采用模拟自然环境的方法和条件是培养微生物的常用策略，这种方法成功培养了Candidatus Pelagibacter ubique和许多其他微生物。基于这一策略，已经开发出几种方法，如基于膜扩散的培养和使用微流控系统的培养，并广泛用于培养环境微生物。同样，这些方法也可用于人体微生物群的培养。例如，JaliliFiroozinezhad等人设计了一种微流控肠芯片，成功培养了11个属的大量细菌。2019年，一些研究人员成功纯化培养出人类口腔Saccharibacteria和SR1菌。在这项研究中，Cross及其同事开发了一种基于反向基因组学的方法，可以通过靶向特定的蛋白质表位来捕获特定的微生物。该方法已显示出在任何环境下分离和培养微生物的潜力，这意味着它可以用于培养肿瘤内微生物。培养组学是另一项在人体微生物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新技术。培养组学使用多种条件培养不同类型的微生物，然后使用MALDI-TOF质谱或16S rDNA测序进行鉴定。该方法可以分离一些未培养或未被检测到的微生物，并确定这些微生物的培养条件。在第一项使用培养组学的研究中，研究人员首次从肠道中鉴定出几种微生物，并确定了70种有用的培养条件。在2016年一项使用培养组学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了531种以前从未在肠道中发现的肠道微生物，其中包括197种潜在的新物种。最近一项使用培养组学的研究报告称，随着人类生活方式的改变，肠道细菌获得了新的功能。该研究还提到了工业化与肠道微生物群中较高的水平基因转移率之间的潜在关联。总之，培养组学因其高通量的特点将提供更多关于人类微生物群的信息，它也可能用于肿瘤内微生物的培养。然而，由于肿瘤内微生物的生物量较低，目前还没有足够可靠的研究来成功分离和培养未培养的肿瘤内微生物，这严重限制了相关研究。一方面，我们认为需要采用门槛较低的培养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另一方面，我们还需要更多地了解肿瘤内微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包括TMEs和其他微生物)，因为这种相互作用可能是影响肿瘤内微生物培养技术成功的关键因素。事实上，这些相互作用的重要性已在其他微生物的培养中得到证实。 5.4 功能分析方法 物种鉴定只能揭示某些肿瘤内微生物与肿瘤之间的联系，而这些现象的分子机制尚不明确。考虑到肿瘤组织中未培养细菌的普遍存在，组学技术(包括基因组学、转录组学和代谢组学)被用于分析癌症发生的相关机制。除了识别物种，基因组学还可以通过确定功能基因簇来推测微生物群的潜在功能和机制。转录组学可以检测不同mRNA水平，并提供不同基因的表达信息，由于其高通量的特点，也是分析微生物功能和机制的重要技术；但它也有一些缺点，如成本高和对宿主RNA的敏感性，尤其是rRNA污染。在肿瘤内微生物群的研究中，转录组学已被常用于分析人体细胞的变化。随着跨物种RNA-seq的快速发展，转录组学可能揭示更多肿瘤与肿瘤内微生物群相互作用的机制。值得注意的是，最近的一项研究使用一种新方法部分克服了细菌单细胞RNA-seq的困难。因此，在单细胞水平上分析肿瘤细胞与肿瘤内细菌之间的相互作用可能是未来的研究方向。代谢组学是组学技术的另一个重要成员，用于分析样品中的小分子化合物并提供样品的代谢特征。在微生物群研究中，代谢组学提供了许多与癌症相关的细菌化合物的信息。2018年，研究人员使用代谢组学技术描述了粪便代谢组的代谢图谱。Han等人开发了一种代谢组学工具，并报道了178种肠道微生物菌株的代谢图谱。质谱是代谢组学中常用的一种技术，可以通过质量/组成比来识别小分子化合物。在一项关于黑色素瘤肿瘤内细菌的研究中，研究人员使用质谱技术鉴定了细菌衍生的HLA肽。此外，质谱成像作为一种新的基于质谱的空间代谢组学可视化技术，已被用于宿主-微生物相互作用的研究。这在肿瘤内微生物群的研究中也具有很大的潜力。重要的是，单一组学技术不足以支持该领域的深入研究，因此多组学分析的使用将变得更加流行。 5.5 体内和体外实验 除了组学技术外，体内和体外实验对于肿瘤内微生物群的研究也是必不可少的。传统方法通常用于体外水平。Western blot、ELISA和RNA-seq被广泛用于检测受肿瘤内微生物群影响的信号通路的改变。例如Kong等人利用Western blot技术在转录和翻译水平分析了CYP2J2、Keap1和NRF2的表达，发现具核梭杆菌可激活TLR4/Keap1/NRF2轴，进而促进结直肠癌的发生。此外，流式细胞术是一种重要的技术，可用于分析不同类型的细胞，特别是共培养系统中的免疫细胞或从肿瘤组织中分离的免疫细胞。研究人员用抗体标记不同类型的免疫细胞，用流式细胞仪进行分离，以分析肿瘤内微生物对不同免疫细胞丰度的影响。在体内水平，不同类型的荷瘤小鼠模型被广泛用于测试肠道微生物群和肿瘤内微生物群的作用。抗生素治疗是研究肿瘤内微生物群功能的常用方法。研究人员经常给小鼠灌胃抗生素以清除肠道微生物，同时也在饮用水中混合抗生素给小鼠服用。对于黏膜部位，喂养细菌在关注胃肠道肿瘤的研究中很受欢迎。在Jin及其同事完成的研究中，原发性肺肿瘤后通过气管内给药的方式将细菌接种到小鼠的肺部。然而，很少对非黏膜器官进行体内研究。在这些肿瘤的研究中，静脉注射可能是一种很好的给药和移植微生物的方法。值得注意的是，关注肿瘤内微生物群来源的研究可能为体内实验提供新的见解。 6 肿瘤内微生物群和抗肿瘤治疗 随着对肿瘤内微生物群认识的加深，可以制定基于肿瘤内微生物群的诊断和治疗策略。在诊断方面，研究人员通过血液中的微生物组成成功地将肿瘤组织与正常组织区分开来。在治疗方面，微生物疗法的两种主要策略已进入临床阶段(图6)：一种策略是使用死菌或活菌通过特定抗原激活抗肿瘤免疫反应。Bacillus Calmette-Guerin(BCG)疫苗、多种细菌疫苗以及减毒的、双缺失的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是这一想法的产物。另一种策略是利用细菌作为可以释放毒素、免疫刺激物和其他药物的载体。

在临床治疗中，BGG对多种癌症有效，尤其是膀胱癌。此外，某些细菌(如李斯特菌和鼠伤寒沙门氏菌Salmonella typhimurium)因其在肿瘤中的特异性富集而被用作给药平台，以更好地靶向药物。此外，一些研究人员已经开发出使用外膜囊泡或人造微型机器人的新型药物递送系统。最近，一组研究人员设计了一种工程大肠杆菌，可增加TMEs中L-精氨酸的浓度和T细胞浸润，从而提高抗肿瘤作用。综上，基于微生物的疗法引起了很多关注，一些药物已进入临床阶段，如表2所示。但由于相关研究的相对缺乏，在前进的道路上仍然存在很多困难。虽然有些药物(如YB1)在治疗犬科动物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但VNP20009和CRS-207等药物并没有产生令人满意的效果，因为它们没有表现出抗肿瘤作用或抑制细菌感染。因此，深入了解肿瘤内微生物群非常重要。

图6 抗肿瘤细菌治疗策略的临床应用。A)诱导抗肿瘤免疫反应的生物制剂。这种策略使用死或活细菌来招募活跃的免疫细胞，如CD8+ T细胞，从而启动抗肿瘤免疫反应。B)诱导抗肿瘤反应或用作载体的工程细菌。通过对工程细菌进行修饰，使其释放某种产物或进行某种反应来抑制肿瘤。此外，工程细菌还可以作为携带毒素、免疫刺激物或其他药物的载体。

表2 抗肿瘤细菌疗法的临床试验。

7 结论 由于肠道微生物群及其对肿瘤的影响备受关注，影响肿瘤发生和癌症治疗的肿瘤内微生物群是宿主-微生物群相互作用的另一个有趣方面，需要进一步研究。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肿瘤内微生物群广泛存在于不同类型的肿瘤中，并具有复杂的功能。 随着对肿瘤内微生物群认识的加深，黏膜器官和NATs被认为是肿瘤内微生物群的两个潜在来源。此外，由于在乳腺和肝脏等非黏膜器官的肿瘤中发现了微生物，因此循环系统被认为是肿瘤内微生物群的潜在来源。就其机制而言，具核梭杆菌表达的凝集素Fap2与肿瘤细胞表达的Gal-GalNAc相互作用可能引起具核梭杆菌的侵袭，而其他肿瘤内微生物如何进入TMEs的机制尚不明确。就作用机制而言，肿瘤内微生物群影响肿瘤发生和癌症治疗的主要机制有4种。部分肿瘤内微生物直接导致DNA损伤，从而可能导致肿瘤发生。其他一些肿瘤内微生物诱导促炎反应的激活，如细胞因子的分泌和NF-κB途径的激活，而其他致癌途径如TLR4/Keap1/NRF2轴也被某些肿瘤内微生物激活。此外，肿瘤内微生物可通过上调免疫检查点、激活免疫抑制细胞来诱导免疫抑制，其某些成分还可增强抗肿瘤免疫。此外，某些微生物(如猪鼻支原体和γ变形菌)具有将某些抗肿瘤药物代谢成非活性形式的能力。值得注意的是，肿瘤内微生物群的组成在不同类型的肿瘤中具有高度异质性。本文总结了不同肿瘤中细菌和真菌的富集类群和减少类群。需要低阈值技术检测和识别微生物群，以分析肿瘤内微生物群的组成和功能。由于肿瘤内微生物群的生物量较低，使得肿瘤内微生物的培养难度较大，从而限制了体外和体内实验的进行。在此，我们提出了培养组学和其他培养方法在肿瘤内微生物群研究中的潜在应用，这可能为分离肿瘤内微生物群和确定培养未知微生物的合适条件提供思路。 然而，肿瘤内微生物群的研究还存在一些障碍。环境污染严重影响了肿瘤内微生物群的检测，迄今为止，肿瘤内微生物群的存在备受争议。因此，研究人员使用了大量的阴性对照，以使结果可靠。值得注意的是，宏基因组数据也受到环境污染的影响，这使得这些数据不准确。因此，利用生物信息学方法去除不可信数据在未来的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肿瘤内微生物领域的研究进展，微生物疗法显示出巨大的应用潜力。目前，一些微生物已被用作肿瘤细胞杀伤剂、抗肿瘤免疫激活剂或药物递送平台。然而，微生物疗法的临床转化仍面临诸多问题。因此，增加关于肿瘤内微生物群的知识库是很重要的，这反过来可能会导致其他细菌治疗策略在临床试验中产生令人惊讶的结果。 未来，我们相信肿瘤内微生物领域将受到更多关注，该领域的4个方面可能成为未来研究的重点：1)数据分析去污染算法的开发；2)肿瘤内微生物群的来源及定殖机制；3)肿瘤内微生物培养和潜在机制的研究；4)肿瘤微生物研究的临床转化。 在肿瘤内微生物研究中，样品污染是主要问题之一，可能导致对微生物种类和功能的误判。此外，由于环境污染的干扰，证明肿瘤内微生物存在的证据不够充分，这使得相关研究的基础受到质疑。在这种情况下，除了改进实验设计和设置更多的对照组外，开发更好的数据分析去污染算法也很重要。目前，数据(特别是基因组数据)的去污染依赖于研究人员的手动操作，费时费力。因此，基于数据库的去污染算法可以帮助研究人员去除已知微生物的污染，而这些去污染算法也可以帮助研究人员检测新的环境微生物。此外，我们也希望将去污染算法的使用扩展到其他组学的数据，通过独立于培养的方式提供更多关于肿瘤内微生物群的信息。 随着技术的发展，研究人员在几种癌症中发现了微生物。然而，我们对这些微生物的来源和定殖机制知之甚少。标记活微生物的染料可以帮助研究人员观察微生物入侵TMEs的过程，这可能有助于研究人员解决这一问题。此外，深入了解微生物的环境偏好及其在原始栖息地的行为也可能为研究人员提供提示。通过比较潜在来源和TMEs中微生物的组成，可以帮助研究者确定不同肿瘤中肿瘤内微生物群的确切来源。此外，不同肿瘤中与微生物相关的富集途径也可能为肿瘤内微生物的定殖机制提供新的见解。因此，仍然需要对这些统计进行生物信息学分析。 正如文中所提到的，虽然组学技术取得了巨大进步，但肿瘤内微生物的培养仍然很重要。培养学已被用于环境微生物的研究，也可用于研究难以培养的肿瘤内微生物。研究人员还可以形成类似于肿瘤内微生物原始环境的培养条件，对其进行分离培养。此外，本文提到的其他一些用于分离和培养环境微生物的方法也可以帮助研究者关注肿瘤内微生物群。在未来的研究中，基于不同成分培养基的培养可能使培养一些肿瘤内微生物成为可能。考虑到不同微生物以及肿瘤细胞和免疫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网络，将肿瘤内微生物与这些细胞共培养可以帮助研究人员在体外和体内实验中验证肿瘤内微生物群的功能和机制。此外，微生物培养条件的确定反过来可以为机理研究提供线索。例如，培养基组成和培养环境可能表明肿瘤内微生物定殖所需的关键因素，而这些微生物与不同细胞的共培养可能揭示肿瘤内微生物群的作用机制。

在临床转化方面，未来四个方向的热度可能会更高(图7)。考虑到肿瘤内微生物群的异质性，个性化治疗策略因其高效性、靶向性强而具有吸引力。研究人员已经成功地利用血液中的微生物诊断癌症。此外，在黑色素瘤中发现了细菌衍生肽，可作为潜在的抗肿瘤靶点。因此，检测和识别技术的发展将有助于开发基于个体肿瘤内微生物群的抗体或其他生物制剂的个性化治疗。像其他抗肿瘤疗法一样，细菌疗法和抗生素也可以与其他疗法结合使用，如免疫疗法和化疗。工程菌和检查点阻断方法的结合已进入临床试验阶段，而抗生素也在一些临床试验中被用作辅助药物。肿瘤免疫正常化是免疫治疗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肿瘤内微生物群的临床转化中，使肿瘤内微生物群正常化也是改善患者病情的潜在途径。此外，随着粪便微生物群移植的研究成果以及揭示胰腺癌预后相关微生物的研究，将微生物移植到TMEs中可能会带来惊人的结果，尽管相关研究有限。探索影响肿瘤内微生物群定殖和功能的机制，细菌携带者将更有针对性，感染风险更低，携带能力更高。因此，肿瘤内微生物群作为TME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成为肿瘤研究和开发抗肿瘤治疗新靶点的重点领域。

图7 基于肿瘤内微生物群的临床应用前景。由于肿瘤内微生物群的异质性，个性化治疗将是有益的。抗生素和细菌疗法与其他抗肿瘤疗法相结合可能会改善结果。使肿瘤内微生物群正常化和移植某些微生物也是提高抗肿瘤治疗疗效的潜在策略。 综上所述，肿瘤内微生物群是TMEs中重要的异质性组分，在肿瘤的发生发展中起着复杂的作用。该领域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需要技术的发展和努力。值得注意的是，肿瘤内微生物群的研究具有很强的临床转化潜力，可能是下一个抗肿瘤治疗的热点。 原文链接：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full/10.1002/advs.202200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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