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心理】高龄者的决策能力

[摘要]高龄者的决策过程受到框架效应和前景理论及社会情绪选择的影响，同时伴随年龄增加这种影响会越大，导致了日常生活领域的诸多决策上，表现出依赖启发式处理和情绪化等特点。

关键词：行为决策理论、社会情绪选择理论、情绪调节、启发式处理

一、序言

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指的是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对相同问题的不同呈现方式（框架）的反应不同，这种现象反映了人类在面对风险或选择时非理性的行为模式，也是决策心理学中的重要主题。研究高龄老龄的行为决策理论以此框架为基础，可以解释高龄者的决策过程。研究结果显示，高龄者与年轻人在选择结果上并无显著差异，但也有研究表明高龄者倾向于更保守的选择，因此还是一个尚未得出一致结论结果。此外，近些年来行为决策理论重大成果的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也应用在高龄者的决策过程的研究中。选项概率函数和效用函数受年龄增长的影响至关重要，高龄者在选项概率函数中对概率0和1表现出更为明显的确定性效应，而对效用函数的年龄影响研究目前仍较少。此外，情绪对决策的影响方面，根据高龄者认知理论之一的社会情绪选择理论（SST）表明，随着年龄增长，情绪调节的重要性增加，情绪稳定性受到更多关注，因而高龄者更倾向于使用诱发/启发式处理，从而可能导致不完全理性的决策。在老年人中，框架效应可能由于年龄相关的认知变化和情绪偏好而表现出独特的特点。这种决策特征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认知系统的脆弱性"，也是近年来老年人受诈骗案件增多的一个重要原因。高龄者框架效应的实际意义在于，一是在健康决策方面，高龄者可能因框架效应而在医疗决策中被误导，例如更容易接受被描述为"成功率高"的治疗方案，即使风险显著。二是在金融诈骗风险领域，诈骗者可能利用框架效应，通过以正面描述（例如"收益"或"安全"）掩盖潜在风险，从而更容易引诱高龄者上当。三是在政策设计方面，为了更有效地传递信息，政策制定者需要在医疗和照护等公共政策中考虑框架效应对高龄者决策的影响。

二、行为决策理论的框架

关于人类决策的研究不仅限于心理学，还涉及经济学、社会学、哲学及伦理学等领域。这些领域虽各有侧重，但其基本出发点在于探讨所谓"理性人"如何进行决策。经济学假设理性经济人，并尝试构建其经济活动的理论；心理学则需要更多关注人类决策是否符合理性。在决策研究领域，决策行为被定义为从多个选项中选择对自身最优的行为。经常提及的两个术语是规范性决策和描述性决策。前者是"理性人"应当做出的决策，后者是"实际人类"正在做出的决策。规范性决策的核心理论是期望效用理论。该理论假设选项的效用和被选择的概率是客观确定的，并通过两者的乘积计算期望效用，选择期望效用最大的选项为最优决策。然而，现实中人类决策常偏离期望效用理论，这是因为人类依赖个人规则和技术，即启发法（heuristics）。行为决策理论的研究正是为了理解这种偏离。

对人类决策的研究的不同领域，虽然各个领域的兴趣对象天然存在差异，但基本出发点是所谓"理性"的人进行什么样的决策。在心理学中，有机会意识到人们是否理性，尽管不是很多。这一点在决策研究领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需要注意的是，决策是指从多个选项中选择最适合自己的选项的行为。决策领域经常使用规范性决策(normative decision)和描述性决策(descriptive decision)术语。前者是指需要"理性"人做出的决策，后者是指由"真实"人做出的决策。规范决策的根源是由经济学家约翰·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和奥斯卡·摩根斯坦（Oskar Morgenstern）在1944年提出的一种决策理论--期望效用理论（Expected Utility Theory, EUT），用来解释人们在面临风险和不确定性时如何做出理性的选择，假设人们在决策时会追求最大化期望效用。

期望效用理论主要包括了效用（Utility）和期望值（Expected Value）以及期望效用（Expected Utility, EU）三个部分。效用是对物品或结果带来的主观满意度的衡量，反映个体对不同结果的偏好。例如，获得100元的效用可能低于获得100元的实际价值，因为个体对金钱的边际效用递减。期望值是对不确定情况下所有可能结果的加权平均值，权重是每个结果发生的概率。期望效用是指个体不仅考虑可能结果的价值，还考虑每个结果的效用，从而做出决策。数学公式为：

个体会选择使期望效用EU最大的选项，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的决策情况中，人类很少按照预期效用理论做出决策。通常使用个人规则和自己的技术来做出决策，此时使用的决策模式称为启发式(heuristics)，是人类偏离规范性决策并做出的一种"真实"人做出的一种描述性决策。启发式是描述性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核心概念，它反映了人们在现实情境下做决策时所采取的简化策略。描述性决策理论研究发现，人们往往不会严格按照规范性模型（如期望效用理论）进行决策，而是依赖启发法来简化决策过程。由于人类的认知资源有限，启发式虽然简便，但可能导致系统性偏差和非理性决策。例如，在使用可得性启发法时，个体可能高估近期发生或印象深刻的事件的概率。在使用代表性启发法时，可能忽略统计概率（基本比率谬误）。在真实的、不确定的决策情境中，启发式是一种适应性策略。虽然它可能导致偏差，但在时间、认知资源受限的情况下，启发式决策可以高效解决问题，符合人类实际行为特点。而对启发式决策中产生影响的有框架效应和前景理论以及情感对决策作用因素等。

三、高龄者决策与框架效应

3.1 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的案例

框架效应中的框架指的是决策时的场景或情景。Tversky和Kahneman通过以下实验揭示了框架如何影响决策。

问题1:"美国面临一种罕见的亚洲疫情的流行，预计将导致600人死亡。两种对策的科学评估结果的表述如下：

对策A：能救活200人。 对策B：救活600人的1/3，2/3的人无法救活。"

问题2: "(与问题1相同背景)

对策C：400人死亡。对策D：600人中1/3的人不会死亡，2/3的人死亡。

现在，应该采取哪种对策？"

总结这个问题， 关键是这个问题背后的机制，首先，问题1和问题2的区别只是在问题1中使用了"救活"这个表述，而在问题2中，则使用了"死亡"的不同表述。因此，像问题1这样的表述方式式被称为正框架(positive frame)，而问题2这样的表述方式式被称为负框架(negative frame)。此外，在对策措施A和C中，人要么救活，要么死亡。而不同的是，措施B和D是用概率来表示救活或死亡的可能性。直接描述人数的对策措施A和C称为无风险选项。而对策措施 B和D之类的可能性陈述称为风险选项。可以看出，对策措施A，B，C，D的预期救活人数都是相同数值的200人。因此，根据前面提到的期望效用理论，由于A到D的所有对策措施都具有相同的期望值，因此这四个措施的值应该相等，并且选择每个措施的概率也应该相等。然而，根据特沃斯基(Tversky)和卡尼曼(Kahneman)的说法，更多的人对问题1选择了选项 A，更多的人对问题2选择了选项D。尽管四个对策的期望值相同，正面框架（如"救活"）倾向于无风险选项，而负面框架（如"死亡"）倾向于有风险选项。这种影响选择的偏好(Preference)现象被称为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是偏离期望效用理论的表现。后续的众多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因此，框架效应是一种违反描述不变性(description invariance)原理的现象，描述不变性是规范性决策理论（如预期效用理论）的一项核心假设，指的是如果一个问题的实质内容相同，仅仅通过不同的语言或方式来描述，个体的选择应该保持不变。而框架效应是"人们对等价选择的偏好会因问题的描述方式不同而发生改变，决策受到问题框架的影响，而非仅基于问题的客观内容"。即，根据其表达方式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选择概率，从而偏离预期效用理论。

3.2 高龄者决策受框架效应影响的早期研究

高龄者决策受框架效应影响的研究起步较晚，相较于一般人群的决策研究，专门针对高龄者这一群体的框架效应研究大多始于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2002年McCau等人对美国北达科他州65岁以上居民进行了研究，将关于流感疫苗接种讯息分别用积极(正面)和消极(否面)两种框架描述方式的通知邮寄给居民，并比较接种疫苗的比例。结果显示，两种框架下的接种比例没有显著差异，未观察到框架效应。研究认为，这可能是因为65岁以上的居民已经充分认识到接种流感疫苗的益处，因此在这一阶段框架效应的影响较小。与其依赖框架效应，不如采取实际接种疫苗的具体行动的信会更有效。此外，该研究指出，框架效应的有效性依赖于实验参与者的特性以及实验的时机。然而，该研究虽包含3000名以上的高龄者实验参与者，却未设置非高龄者作为对照组，因此无法进行比较。

2002年，Mayhorn等人设立了对照组（年轻人群），并设置了多项框架任务进行研究。他们将积极框架下无风险选项的选择率和消极框架下有风险选项的选择率，与先前研究所得比例作为基准，比较年轻人群与高龄人群的结果。结果显示，在16项任务中，仅有1项任务观察到基准比例的差异。因此，该研究得出框架效应在年龄间没有差异的结论。类似的结果也在Ronnlund等人的2005年研究中得到验证。研究种设置了3项框架任务，参照"亚洲疾病问题"中描述的框架效应判定方法进行实验。结果显示，无论是年轻人群还是高龄人群，都未观察到明显的框架效应，两组的回答模式也非常相似。因此，这项研究同样认为框架效应与年龄无关。

然而2005年Kim等人的研究得出了有趣的结果。他们设计了两项框架任务，比较积极和消极框架下有风险选项的选择率。结果表明，在年轻人群中，未观察到框架效应，而在高龄人群中，两项任务均显现出框架效应。此外，Watanabe和Shibutani设立了4项框架任务，通过改变面临风险的人数，比较年轻人群与高龄人群的回答模式。结果显示，在年轻人群中，有3项任务观察到了框架效应，而在高龄人群中，未观察到任何任务表现出框架效应。进一步分析高龄人群未表现出框架效应的原因发现，高龄人群在消极框架下选择无风险选项的比例显著高于年轻人群。换言之，高龄者无论框架类型如何，更倾向于选择无风险选项，即保守的选择。

3.2 高龄者决策受框架效应影响的在具体领域的研究

高龄者决策受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影响在医疗、金融和日常生活领域的具体研究进展，则开始于2005年以后。许多成果揭示了高龄者在面对不同框架描述时的偏好变化，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潜在问题或决策倾向。

1)医疗决策中的框架效应

高龄者在医疗场景中，常常需要权衡不同治疗方案的风险和收益。框架效应会显著影响他们的选择。例如，癌症治疗方案选择。假设一位高龄患者被诊断为早期癌症，需要在以下两种治疗方案中选择：

正框架描述（Gain Frame）：方案A是有80%的概率治愈。方案B是有50%的概率完全治愈，有30%的概率部分改善，有20%的概率无效。结果：大多数高龄者倾向于选择方案A，因为"治愈率高"的描述更容易激发安全感。

负框架描述（Loss Frame）：方案A是有20%的失败率。方案B是有50%的失败概率，有30%的部分失败概率，仅20%完全无效。结果在负框架下，高龄者更倾向于选择方案B，因为其描述强调了分散风险。

框架效应影响：高龄者更容易受到情绪化信息的影响，而非理性分析，因此正负框架可能改变其对治疗方案的风险评估和选择偏好。

2).金融决策中的框架效应

高龄者在投资或保险选择中，框架效应对他们的风险偏好和收益预期影响显著。例如，退休金计划选择，金融机构提供两种退休金计划：

正框架描述（Gain Frame）：计划A是每月固定领取1000美元的退休金，终身无风险。

计划B是有70%的可能性每月领取1200美元，有30%的可能性仅领取800美元。结果是高龄者倾向选择计划A，因为固定收益带来的安全感符合其规避风险的倾向。

负框架描述（Loss Frame）：计划是每月领取退休金上限为1000美元。计划是每月退休金可能下降至800美元，但可能最高达1200美元。结果是高龄者更可能选择计划B，因为"潜在高收益"描述吸引了他们对收益的期待。

框架效应影响：高龄者对风险规避或寻求的倾向可能因正负框架的语言描述而发生反转，导致非理性决策。

3)日常生活选择中的框架效应

高龄者在日常消费或健康选择中，框架效应也起到潜在作用，尤其是在面临"省钱"或"健康风险"问题时。例如，食品标签选择。一位高龄消费者需要在两种牛奶产品中选择：

正框架描述（Gain Frame）：牛奶A是含有95%的无脂成分。牛奶B是含有5%的脂肪。选择结果是高龄者更倾向选择牛奶A，因为"无脂成分"的正面描述带来健康感。

负框架描述（Loss Frame）：牛奶是有5%的脂肪。牛奶B是无额外脂肪添加，但价格较高。选择结果是在负框架下，高龄者可能选择牛奶B，避免因"脂肪存在"而产生的健康焦虑。

框架效应影响：框架效应通过影响高龄者对健康与经济性的优先级评估，改变了最终消费决策。

3.3. 高龄者决策中框架效应的特点与机制

高龄者在受到框架效应影响时，表现出情绪敏感性强和依赖启发式处理以及社会情感选择理论作用的特点。

1）情绪敏感性强 高龄者倾向于规避负面情绪刺激，因此更容易被正框架吸引（如强调收益、避免风险）。同时，负面框架可能唤起不安情绪，激发"风险寻求"行为以避免损失。

2）依赖启发式处理 随着年龄增长，系统性处理（Systematic Processing）能力下降，高龄者更依赖启发式处理（Heuristic Processing）。框架效应通过简单的信息提示（如"拯救"、"死亡"）引导高龄者做出决策，而非全面权衡复杂信息。

3）社会情感选择理论（SST）作用 高龄者更加关注情绪调节与幸福感，倾向于选择情感积极的选项（如正框架中的"拯救"或"收益"）。负框架激发的情绪不安可能推动他们更快地做出高风险决策。

高龄者决策受框架效应影响是因情绪敏感性、启发式处理倾向和认知资源变化所致。医疗、金融和日常生活中的案例表明，框架效应可能导致非理性决策，从而影响高龄者的健康、经济状况和生活质量。因此，通过改善信息呈现方式和决策支持系统，可以有效减轻框架效应的负面影响。

四、高龄者的决策与前景理论

研究高龄者行为决策能力的框架效应理论外，还有重要的行为决策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尤其是前景理论与年龄增长的关系。在前述的"行为决策理论框架"一节中提到的期望效用理论，假设选项的效用和选项被选择的概率可以客观确定，并将二者相乘得到期望效用。但实际上，期望效用理论暗中假设效用函数呈凸形，而选择概率函数为线性。然而，许多研究表明，选择概率函数和效用函数并非如期望效用理论所假设的那样。因此，前景理论引入了非线性函数来描述这两种函数形式（图10-1左图和图10-2A所示），这些函数主要根据以大学生为实验参与者的研究推测，适用于年轻人群。

图-1 年轻人和高龄者的期望选择概率函数

(priodolality probability TM. Vat. Adult A Differences in tions for the Role of Affective and Deliberations AdiDeon Making Perepet Page(1))

作为选择概率函数的特点，概率为0或1时，评价值常出现低估或高估现象。实际上效用函数有二大特点，无论是收益（gain）还是损失（loss），绝对值越大，评价变化越趋缓，这被称为边际效用递减规律（law of diminishing marginal utility）。例如，对于一文不名的人来说，1万元的价值非常大，但对于已经拥有100万元的人来说，1万元的价值显得较小。在收益领域，效用函数呈凸形；在损失领域，效用函数呈凹形，并且损失领域的曲率更大。这表明损失带来的负面感受通常强于收益带来的正面感受，这被称为负偏效应（negativity bias）。

增加年龄(加龄)对选择概率函数和效用函数有直接影响，关于加龄对选择概率函数和效用函数的直接实验研究，除Suzuki和Kume的研究外少有报道。根据Peters的研究，高龄者由于启发式处理的权重增大以及情绪影响较强，难以精确评价概率。当概率接近0或1时，他们反应敏感，容易高估或低估。这种现象被称为确定性效应（certainty effect）。高龄者在利益关系上对"绝对稳赚"或"绝对不亏"的说法尤其敏感，这可能导致他们容易受到诈骗。

图-2 年轻人和高龄者的期望效用函数

　 (Hess TM:A prospect theory based evaluation of dual process influences on agingt pport Ar a contextual perspective. In Aging and Decision Mekong Empirical and Applied Perspectives, ed toy Hoss TM, Strough J, Lockerdoff Adene Prom, New York, 2015)

Suzuki和Kume 对年轻组和老年组进行了实验，得到了两组的选择概率函数（图 10-3）。从图中可以看出，存在很大程度的高估值和低估值。对概率为1，如果您查看此图，您会发现它与图 10-1右侧的图非常相似。可以说，Peters等人根据前人研究预测的老年人选择概率函数已经得到了实验事实的验证。

效用函数(Utility Function)是经济学、决策科学和心理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用来描述个体或群体对不同选择结果的偏好或满意度的定量表示。它通过为每个可能的选择结果赋予一个数值，帮助分析和预测决策者在面对不同选项时的选择行为。Suzuki和Kume的研究也使用了效用函数概念，对两个年龄段的年轻人和高龄者偏好性进行研究，研究并不是通过实验来估计效用函数的参数。有很多因素可能会影响效用函数的形状，但研究将重点关注情感和信息处理策略两个因素。如图10-2所示，假设了四种形状，。如果假设收益和损失的金额与主观价值完全成正比，那么效用函数当然是线性的。然而，如果遵循上述基于前景理论的效用函数的特征，可以获得像A这样的函数形式。另一方面，假设系统处理(systematic processing)根据情感弹性(affective resiliency)随着年龄而变化。效用函数的凸性将变得极端，并且将得到类似B的函数形式。此外，根据社会情绪选择性理论（socioemotion- al selectivity theory; SST），假设情绪的影响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可以考虑像C这样的函数形式。根据补偿和补偿模型，如果假设选择性情绪的影响对损失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可以考虑像D这样的函数形式。 这样，就可以根据理论对效用函数做出一些预测。但现实中关于效用函数随年龄变化的研究却很少，还得等待未来的研究。

图-3基于实验的年轻人和高龄者的选择概率函数

(adaptation: An expoignental study. GCOE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Discussion (Suzuki A. Kurexperimental a weighting, and reference point Paper No.9: 1-17, 2008)

五、高龄者的决策与情绪

长期以来，决策这一需要理性、逻辑的行为常被认为与情绪不相容。然而，近年来相关研究取得了大量进展。结合双系统模型（dual system model）和社会情绪选择理论（SST），可以探讨情绪如何影响高龄者的决策。现代心理学倾向于将心理活动视为信息处理过程，这一过程分为系统性和启发式两种过程，系统性过程（systematic processing）需要较长时间，通过逻辑分析信息并做出判断。启发式过程（heuristic processing）则基于直觉或启发，迅速做出决策。系统性过程尽管能获得最佳选择，但认知负荷较高；启发式过程认知负荷较低，但选择可能并不最优。人类会根据情境在两种方式间切换，该切换方式被称为双系统模型。

因此，已有研究表明，考虑到这两种信息过程方式的年龄变化，随着年龄的增长，认知负担较高的系统性过程处理能力会减弱。然而，关于启发式过程处理能力的随年龄变化，目前尚未得出明确的结论。此外，显然情绪参与更多的是启发式处理。特别是认知过程中情绪重要性的社会情绪选择性理论（SST），对启发式过程处理随年龄变化的影响。根据社会情绪选择性理论，高龄者由于剩余人生有限，将情绪稳定性作为最大的目标。因此，高龄者会更偏好有助于情绪稳定的信息，也会回避扰乱情绪稳定的因素。例如，随着年龄的增长，人际关系不再像年轻时那样广泛，而往往缩小到以亲属或少数朋友为中心的小范围关系。这是因为相比接触新奇信息可能导致情绪不稳定，更倾向于避免这种风险，这符合社会情绪选择性理论的预测。此外，高龄者更容易关注积极信息并将其记住，同时往往回避消极信息。这被称为积极效应或正面性效应（positivity effect）。

由此可见，根据社会情绪选择性理论，受情绪影响的启发式过程处理所占的认知资源比例会增加，其结果是随着年龄增长，启发式过程处理的使用频率增加。简而言之，根据社会情绪选择性，随着年龄的增长，情绪调节（emotional regulation）在决策中的作用愈发重要，从而导致启发式过程处理得到更多应用，进而可能得出不同于年轻人的决策结果，甚至并非最佳的解决方案。

六、高龄者的决策与诈骗

近些年来，尽管老年诈骗案件的受害金额和数量持续增加，但从心理学角度研究诈骗问题并发表学术论文的研究为数不多，只有日本的永岑和八田等人(2009年前)。永岑等人回顾了高龄者决策相关的神经科学研究，推测前额叶腹内侧部功能的退化导致系统性处理能力的下降，从而使启发式处理占据主导地位。在此基础上，永岑和八田等人解释了为何高龄者在接触诈骗犯时，优先运用的启发式处理模式自动处理诈骗犯的话语，进而信以为真，甚至支付巨款以为是在帮助家人。这种观点将启发式处理的主导性归因于前额叶功能退化，并认为这是诈骗受害的基本原因。此外，永岑等人还指出，信任诈骗犯意味着对其产生信任感，同时帮助家人的行为体现了社会情绪选择性预测的积极效应。八田等人则对中老年人中信任感与被骗倾向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并且分析了高级脑功能、被骗经历及被骗倾向的自我评价，以及与独立开发的信任感量表（包含他人信任、不信任和自我信任三个下位量表）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高级脑功能与被骗倾向之间的关联性较弱，高级脑功能与他人信任呈正相关。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信任感与被骗倾向的关系。一般认为信任感高的人更容易被骗，但研究发现，被骗倾向的两个项目仅与不信任下位量表呈正相关。换言之，并非越信任他人越容易被骗，而是不信任越强的人反而更容易被骗。换句话说，越信任他人越不容易被骗。这意味着，越信任他人者越持有"对他人行为的准确预测能力以及适当的社会判断能力"（八田等人）。

上述的高龄者的决策能力从行为决策理论角度进行解释，因此未涉及原因归因或自我效能感等与决策的关系。此外，关于认知症高龄者的决策问题，可能更适合老年精神医学专家进行探讨，尽管有少量相关研究，但在老年心理学领域尚未有较为系统的研究。然而，考虑到当前活力高龄者的增加，使用经验采样法（experience sampling method）在实验室外收集实时数据也是可行的。高龄者决策领域的数据尚不充分，许多方面仍有待进一步研究和发展。

杨金宇 初稿(健康界): 2024.12.18

引用资料：

[1] 最新老年心理学 単行本 2018/7/10 松田修(編集)出版社:ワールドプランニング

[2] 高齢者の意思決定 渡部　諭 最新老年心理学 P139

松田修(編集)出版社:ワールドプランニング

[3] ChatGPT 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