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心理】高龄者的社会关系与社会活动

关键词：社会支持、社会整合、社会孤立、生产性活动、健康

一， 引言

本章基于社会关系与社会活动的相关概念，并介绍了它们对身心健康的影响研究。首先，关于社会关系，从结构性方面讨论了社会网络、社会整合和社会孤立的概念；从功能性方面探讨了社会支持、陪伴和负面互动的概念，并解释了这些因素通过行为、心理和生理途径影响健康的机制。其二，本章还整理了社会活动、社会参与、休闲活动以及生产性活动（如志愿服务、就业、护理和育儿等）的相关概念，并回顾了它们对身心健康影响的研究成果。说明良好的社会关系和参与活动被认为有助于老年人健康的维护，但关系的性质和参与方式可能也会对健康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在预防老年人社会孤立以及推动生产性活动时，需要特别注意这些问题。其三，老年人与他人保持联系并积极承担社会角色，与较低的患病风险、较高的认知和身体功能一起，被视为成功老化的重要要素。此外，许多研究表明，与他人建立联系以及参与社会活动本身对身心健康有积极影响。

二. 与人的联系--社会关系的关注点

2.1 社会关系的结构性与功能性

"社会关系"是一个包含多种与人际互动和交流相关概念的综合性术语，主要分为结构性和功能性两方面。

1）结构性

结构性社会关系具有相对客观和定量的特点，可通过关系的存在与数量（如是否有配偶、朋友数量等）、接触频率（见面或通话频率）以及地理距离等来衡量。"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是关注社会关系结构性方面的概念，关系数量通常被称为网络规模。在老年人的研究中，通常以某个老年人为中心，分析其周围的关系；而社会网络分析则可能以二人（或三人）关系为单位，关注整个网络，通过网络密度、同质性等指标描述多个人之间的关系结构。此外，社会关系的存在与数量或其程度，也可通过"社会整合（social integration）"这一结构性指标来表示。有学者将社会整合定义为"参与多个角色"，即不仅仅局限于单一关系（如配偶），还包括家庭外的多样化关系，并可涵盖后文提到的社会活动的参与。而"社会孤立（social isolation）"则是指与他人接触稀少的客观状态，与主观状态的孤独（loneliness）有所区别。需要注意的是，不同研究对"孤立"的判定标准可能存在差异。

2）功能性

功能性社会关系反映了关系中资源或服务的交换，体现了关系的质量。典型的功能性社会关系概念是"社会支持（social support）"。根据交换资源的内容，社会支持可分为情感支持（emotional support，如同情、鼓励、好意、尊重等）和工具性支持（instrumental support，如服务或实际帮助），有时还包括信息方面的支持。此外，也有学者将社会支持分为结构性支持和功能性支持，但为避免混淆，本文将包含结构性与功能性两方面的"社会关系"定义为上位概念进行探讨。另一个功能性方面是"陪伴（companionship）"，即共同度过愉快的互动时间或休闲时光，这与社会支持概念有所不同。对于老年人来说，提供支持的对象多为配偶或子女，而共同参与休闲活动的伙伴则以朋友为重要角色。然而，并非所有社会关系中的资源与服务交换都是正面的。无效援助、过度援助、不受欢迎或令人不愉快的互动（如批评、隐私侵害）等负面因素，也存在于社会关系中，这些被称为"负面互动（negative interaction/exchange）"。

2.2. 社会关系对身心健康的影响

1) 与心理幸福感的关联

在老年期，配偶者的去世、家人或自身的疾病等可能带来诸多压力性事件。能够从周围获得支持的人，通常不易将这些情况视为威胁，同时更容易选择有效的应对策略，从而减轻抑郁和焦虑等负面心理反应。根据Cohen和 Wills 的文献综述，在压力较大的情况下，社会支持能够缓解压力对身心健康的不良影响，这种效果被称为压力缓冲效应（stress buffering effect），并已在一些研究中得到支持，尤其是通过测量人们对可获得支持的期望值（即感知到的支持）。另一方面，无论压力高低，社会整合的程度都倾向于提升心理上的良好状态（幸福感）。Cohen指出，社会整合之所以有效，是因为人们在履行多种社会角色的过程中，可以增强对身份认同和自我尊重的感受。此外，与他人的互动能够带来积极的情感，同时减轻负面情绪。Berkman等人对社会参与（social engagement）的解释与此类似。Cohen在2004年的研究中还将引发压力的消极相互作用（negative interaction）作为社会关系的重要组成概念之一。研究指出，消极相互作用对幸福感的降低作用比积极相互作用提升幸福感的效果更为显著。

2) 社会支持的性别差异

压力缓冲效应主要体现在感知到的支持上，而并非实际收到的支持。例如，在针对日常生活活动（ADL ）受限的老年人研究中发现，自立欲较强的男性中，过去一个月内实际接受支持的频率越高，其抑郁水平越高，积极情绪和自尊心越低。日本学者增地あゆみ与岸铃子的研究表明，情感支持无论是期望值还是实际获得量越高，抑郁水平越低。然而，实际获得的工具性实际支持越多，抑郁水平反而越高。根据进化适应理论，男性和女性在心理和行为方面对实质支持和心理精神支持的反应存在性别差异。男性通常更倾向于寻求实质支持，如物质资源和实际帮助，而女性则更倾向于寻求心理精神支持，如情感支持和社会联系。这些差异可能源于进化过程中性别角色的分化和适应性需求。对于男性而言，过多的实质支持可能导致依赖性增加，影响其独立性和自我效能感。进化适应理论认为，男性在进化过程中需要展示独立性和竞争力，以吸引配偶和确保后代生存。因此，过度依赖实质支持可能被视为适应性不利，影响其心理健康和行为表现。对于女性而言，心理精神支持可能更为重要，因为女性在进化过程中承担了更多的育儿和社会联系的角色。情感支持和社会联系有助于增强女性的社会网络和育儿资源，从而提高后代的生存率。因此，女性可能更倾向于寻求和依赖心理精神支持，以满足其适应性需求。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性别差异并非绝对，个体差异和社会文化因素也会影响男性和女性对支持的需求和反应。然而，从进化适应理论的角度来看，性别在支持需求和反应方面的差异具有一定的适应性基础。接受支持而无法回报，可能让人感到痛苦，并威胁到自尊。此类心理学理论强调支持授受平衡（互惠性，reciprocity）的重要性。不仅是单方面接受支持，成为支持提供者同样重要。一些针对老年人的研究表明，与仅接受支持或仅提供支持相比，互惠性支持更能降低孤独感并提高生活满意度。不过，这种效果也会因支持的种类和支持对象的关系而存有差异。

3) 社会关系对身体健康的影响及其机制

Berkman和Syme通过为期9年的纵向研究发现，即使调整了年龄和初次调查时的健康状况等因素，社会整合程度低的人更易于早逝。其后，许多研究也探讨了类似社会关系与死亡率的关联性。Holt-Lunstad等人于2010年发表的一项涵盖148项研究的元分析显示，社会关系丰富的人平均生存概率比关系匮乏者高1.5倍，其中使用综合社会整合指标的研究表明，生存概率更高达1.9倍。此外，另一项元分析表明，社会孤立（客观孤立）与孤独（主观孤立）对死亡风险的提升程度相近，且两者间的相关性不高，说明需要同时应对社会孤立和孤独的两个方面对策。这些研究表明，社会关系对健康的影响途径并非单一而是多样化的。如图-1所示了社会关系通过行为、心理、生理三种路径影响身体健康。

图-1 社会关系对身体健康的影响机制（基于Uchino等人研究资料作成）

在行为路径上，与社会关系丰富的人相比，关系匮乏者更难以维持健康行为，例如运动、健康饮食、戒烟限酒以及定期体检等方面。在心理路径上，无法有效应对压力或长期处于压力下，不仅会导致抑郁等负面情绪，还会引发血压升高、免疫力下降等病理性生理反应，甚至导致疾病。此外，压力还可能通过促进不健康行为（如酗酒）间接影响生理反应和疾病。在生理路径上，如同Uchino 等人的综述中得到了详细论述的那样，社会关系与心血管系统、神经内分泌系统、免疫系统功能之间的存在关联。关于健康结果与社会关系的直接关系上，在疾病这一健康结果，至少在心血管疾病（如心肌梗死）方面，社会关系与疾病发生之间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但许多研究显示了它与疾病预后的关联。例如，有情绪支持的人在一定时间后的生存率更高。有研究指出，在高龄者的日常生活活动（ADL）和身体功能下降的影响方面，社交网络规模越大，与朋友的接触越频繁，ADL和身体功能的下降就越小。然而，情绪支持和工具性支持的效果未必显著，甚至有报告指出，接受工具性支持的人反而患病的风险更高。此外，研究还表明，拥有更多的社会关系有助于减缓认知功能的下降。另一方面，不仅存在社会关系对死亡的单向影响，疾病或障碍的发生和进展也可能通过行为和心理过程，甚至反向直接影响社会关系。例如，由于患病导致的抑郁使人不愿与他人接触，或因障碍的发生而开始更多的接受来自家人的支持（图11-1中的虚线箭头），从而减少了与外人的接触。关于社会关系对身体健康的影响机制，从研究初期便备受关注，但至今仍未完全解明。自2000年代中期起，大规模的社会科学研究（如美国的健康与退休研究 [Health and Retirement Study, HRS]）已引入了通过血压测量和血液采样等生物标志物来研究生理过程的复杂路径，这为进一步解明机制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三，活动内容的研究

3.1. 社会活动、社会参与、闲暇活动及生产性活动

在社会学领域中社会活动（social activity）和社会参与（social participation）两个术语在研究中涉及的活动范围并不一致，难以明确区分。通常情况下，社会参与被视为社会活动的一部分。例如，Levasseur等人通过分析与老龄化和高龄者相关的论文，基于与他人的互动水平和活动目的将社会活动分为六个层级（表-1）。其中，第3至第6层级包含与他人互动的活动，被定义为社会参与，第5和第6层级进一步定义为社会性参与（social engagement）。活动的目的性越强，其层级越高。

表-1 老年社会活动分类

另一方面，桥本等人在开发高龄者社会活动指标时，将社会活动定义为家庭外的对人活动，并分为工作，社会活动，学习活动和个人活动四个维度。尽管分类轴线不同，也未设想活动的层级性，但从具体测量项目来看，与Levasseur等人的分类存在一定对应关系。此外，杉原对国内外研究中的社会参与概念定义进行了考察，指出自愿参与集体活动是研究间的共识，但是否包含私人社交或个体进行的社会文化活动以及工作仍有分歧。也有人建议，不应将仅限于家庭和亲属的活动归为社会活动。相较之下，闲暇活动（leisure activity）是指排除生理需求（如睡眠、饮食）和工作、家务等时间束缚后，自发进行的活动，包含与社会活动相重叠的内容。闲暇活动通常根据活动内容分类，包括运动等身体活动和阅读、学习等智力活动"以及与朋友和邻居的交流等社会活动。生产性活动（productive activity）则指无论有偿或无偿，能够创造物质或服务价值的活动，包括就业、志愿活动、家务、育儿及对家人朋友的帮助等。Butler在《生产性老龄化》一文中提出，应该将对老龄化的认知框架从依赖性（依赖、照护、社会成本）转向生产性。这一概念旨在批判社会未能充分利用老年人的潜力，关注老年人的广义生产性。关联到社会参与，参与组织内的志愿活动既属于狭义的社会参与，也属于生产性活动。而工作、个人志愿活动、家务等则不属于狭义的社会参与，但属于生产性活动。相比之下，为个人利益或兴趣进行的群体活动虽属于社会参与，但不属于生产性活动。

3.2. 活动内容对身心健康的影响

1）群体活动和闲暇活动

参与群体或组织活动作为多样联系的指标，也被包含在社会融合活动过程中。由于活动内容和成员间关系因群体而异，其对身心健康的效果可能也因群体而不同，但针对群体类型的研究较少。例如，平井等人将群体分为典型群体（如政治、行业、宗教组织及老年会、自治会）和自发群体（如消费者组织、志愿者、体育会及兴趣会），研究显示，没有参与自发群体活动的人，三年后面临更高的照护需求风险。美国的一项纵向研究指出，宗教组织的志愿活动对身心健康的促进作用强于其他组织的志愿活动。关于闲暇活动，Wang等人对1991至2011年发表的老年人认知功能相关研究进行了回顾，指出参与智力活动和身体活动有助于延缓认知功能下降，但其抑制痴呆症发病的效果证据尚不足。尤其是缺乏基于随机对照试验（RCT）的干预研究。关于社会活动，6项研究中有3项显示其对预防认知功能下降有积极效果，剩余研究则未显示显著效果。结果尚不一致。

2)居家以外的生产性活动

一项通过志愿活动，旨在激活老年人的身体、智力和社会活动能力，从而维持或改善认知功能的干预研究，曾经在2008年开展进行过。其中的代表性例子包括 Experience Corps (EC) 计划，即老年人在小学参与志愿活动（例如帮助孩子阅读等）。2016年日本也有类似的尝试。关于志愿活动对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影响，观察性纵向研究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知识，结果大多是积极的。具体而言，参与志愿活动的老年人相比未参与者，在生活满意度、主观健康水平上表现更高，抑郁症状更低，不仅在心理和精神方面表现良好，其身体功能、日常生活活动能力（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ADL）障碍、虚弱（frailty）、甚至死亡风险也较低。有研究指出志愿活动可能与心血管疾病风险因素如高血压和炎症标志物（C反应蛋白 CRP）的关联，但研究数量仍然不足。志愿活动对身体健康的影响机制可能包括：参与活动促进社会接触（包括社会支持）、身体活动以及对自我的积极心理倾向与信念（如控制感、自我效能感等），同时改善心理健康。另一方面，关于志愿活动的时间投入，一些研究显示，中等程度的活动时间对身心健康的影响最大，而超过一定时间后，志愿者的健康状况与非参与者没有显著差异。这表明活动时间并非越长越好。然而，"中等程度"的定义因研究而异，例如每年少于40小时、100小时以下或800小时以下等。此外，研究对象的特性（如年龄）、健康结果指标、问卷方式及选项的不同可能也是影响因素。

3)家庭内的生产性活动

家庭内的生产性活动主要包括照顾年长的家庭成员。有研究表明，大约70%的主要同住照护者年龄在60岁以上，说明了照护者本身也在老龄化。尽管照护行为能带来一定的积极收获（gain），但总体来看，照护者的身心健康状况通常较非照护者更差，尤其是被照护者患有认知障碍时，这种趋势更为明显。如果照护对象是孙辈而不是病患或残疾老人，则会有什么不同结果，孙辈的出生通常被中老年人视为积极的生活事件。然而，参与照顾孙辈对祖父母的影响并非全是正面的。根据间野的研究，在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离婚、失业、药物依赖、儿童虐待等原因，越来越多父母无法履行养育义务，祖父母全面承担孙辈养育责任的隔代家庭（skipped generation family）现象增加，成为一种社会问题。全职照顾孙辈的监护型祖父母在承担重要角色的同时，可能会感受到存在意义和成就感等积极心理效应，但也常面临疲劳、健康问题及经济负担。与之不同的是，支持型的祖父母仅辅助父母育儿，小松等人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研究发现，无论是与孙辈同住还是分开居住或是帮助时间的长短，这种支持型祖父母同样可能经历正负双方面的心理影响，例如主观幸福感与抑郁、不安等问题。

4)生产性活动与社会角色

老年人作为社会角色的一部分参与生产性活动，也可以从角色理论进行讨论。角色包括作为配偶（配偶角色）或为人父母（父母角色）的身份等。相比年轻人和中年人，老年人在工作退休或丧偶等导致角色丧失的阶段中，志愿者角色可能对其身心健康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然而，承担多个角色既能体现社会整合的健康效应，也可能因相互矛盾的期待导致角色冲突（role conflict）（如既不能请假工作，又需承担照护责任），甚至引发角色超载（role overload）问题，从而损害健康。一些研究表明，角色的存在与数量不如角色质量的主观感知更为重要。

四，结语

近年来，随着独居老年人数量的增加，老年人的社会孤立已成为社会政策性课题。尽管独居与孤立并非同义，根据1967年、1999年及2012年日本全国老年人孤立者比例的比较结果，男性孤立者的比例显著增加。社会孤立对身心健康的负面影响显而易见，因此防止孤立和孤立者健康恶化的对策迫在眉睫。同时，也需要关注孤立者不主动寻求支持，甚至拒绝支持的心理机制。相对心理精神层面的支持，实质性支持对接受者的健康未必有益，而互惠性研究表明，仅将孤立者视为支持的受益方是不够的，应思考如何将他们纳入支持交换的互助网络中。此外，老年人承担积极社会角色有助于提高其生活意义感与健康。然而，在劳动力减少的背景下，推进老年人的生产性活动既是对其健康的期望，也反映了社会对老年人的责任要求。无论是作为劳动者、志愿者，还是家庭中的照护者或帮助子女育儿的祖父母，老年人肩负着重要的角色。然而，如果将老年人仅视为劳动力，忽视其能力与特性，生产性活动可能变成无关个人意愿的责任，甚至增加负担，最终对健康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无论活动类型如何，都应关注活动是否对老年人造成压力及其参与的满意度，从而确保活动的质量。

杨金宇 初稿(健康界): 2024.12.23

引用资料：

[1] 最新老年心理学 単行本 2018/7/10 松田修(編集)出版社:ワールドプランニング

[2] 高齢者の社会関係・社会活動 小林 江里香 最新老年心理学 P155

松田修(編集)出版社:ワールドプランニング

[3] ChatGPT 4.0